从1940年18岁时自马来西亚回国,1949年同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到2019年1月14日正式宣布退休,吴孟超的从医生涯,长达70个年头。在退休仪式上,他还郑重表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医之大者,为国为民,为病为患。
这是一位中国医生的70年:
从1950年代起,吴孟超逐步摸索并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他推动了中国肝胆事业的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2005年,吴孟超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1年度“感动中国”节目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吴孟超: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2018年,吴孟超应邀做客央视《朗读者》,读了张晓风《念你们的名字》:“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专家,不缺权威,缺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而吴孟超,正是这样“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2012年7月,晨报记者孙立梅曾对吴孟超做过一次人物专访。在这次采访最后,孙立梅问吴老:百年之后,希望别人怎么来评价自己?吴孟超的回答非常简单:一句话就行了:他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
我们将访谈内容摘录如下,作为向吴老的致敬和送别。吴老,走好!
周二下午三点不到,位于长海路上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2号楼2楼,医院办公区。走廊上和两边会议室的灯都关着,很暗。工作人员说这是吴孟超定下的规矩之一:节约,能省钱的地方,要坚决省钱。
■在办公室接待客人在吴孟超的办公桌前坐下来,采访开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吴孟超那双被媒体报道过多次的、出了名的灵巧、富有传奇色彩的手。我问他:吴老,据说您的手特别小,做手术的时候特别灵活,我的手在女孩子当中也算小的,我能不能跟你比对一下?
他笑着把两只手都伸出来。我们两人的手,手掌宽度几乎相同,只是他的手指比我略长一厘米。他像小孩一样,很得意地说:一个外科医生,靠的就是心灵加上个手巧。你看我这双手啊,非常灵活,做起手术来,比年轻的医生都快!说起手术,吴孟超举重若轻,给人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爽帅气。相信没有人会怀疑,一位91岁的老人,能有这种豪爽帅气,原因只可能是:他之前有过足够多的摸索,下过足够多的功夫,拥有足够多的自信。
以吴孟超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取名《大医》。
鲍勃·迪伦在那首著名的歌曲里唱到: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可能被称之为男子汉? 同样,一个医生要走过多少路,才可能被称之为“大医”?
一个细节是:后来在整理采访录音时,我发觉在一个半小时的录音时间里,“沙沙”的声音基本没有断过。那是吴孟超一直不停地在翻卷手中的纸张,用来锻炼双手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我做手术特别快,很多时候都嫌年轻人太慢”在东方肝胆医院门诊大厅的排班表格中,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的专家门诊时间。现在专家门诊的挂号难问题众所周知,问吴孟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挂您的专家门诊,或者要请您做一台手术,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吗?吴孟超回答:“到我这里来看病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管你是**还是平民,你能挂上就挂。我这里不是特需门诊,不是收费很高的那种。医生看门诊,本来就应该这样,没什么特别条件。”
不同于一般医生急匆匆就把病人给打发掉的做法,吴孟超总是想办法缓解病人的焦虑情绪,耐心询问病情,给病人以一种“和蔼可亲、值得信任”的感觉。费先生是一位上海普通市民,在辗转多家医院治疗肝胆疾病、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之后,两年前,他挂了吴孟超的专家门诊。在他看来,“吴老非常和蔼可亲,不是我想象的学者严厉的样子。他就像一个慈善的老人,距离一下拉近了。”“病情讲了以后,他看了我的核磁共振跟CT片子,仔细分析一下以后,和我一起去做B超。我到B超室,他亲自帮我做B超,我心里确实是很感动的,因为他毕竟将近90岁了。”
■吴孟超认真看片子像费先生这样的病人,在吴孟超这里不胜枚举。除了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之外,除非有特别安排,否则吴孟超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是在手术房度过的。“他们有难的手术找我,我只要有空就上。我做手术非常认真,都要事先跟病人打个招呼,了解清楚肿瘤在哪里,大小怎样,手术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做到心里有数。有的医生从来不管这些,只在手术前看个片子,也不检查病人,那是非常危险的。不是有个说法叫‘片子医生’吗?我们医院的医生,如果有人这么干,我肯定会批评他们,绝对不留情面。”
说起自己做过的手术,吴孟超很少用“最难”、“最复杂”、“肿瘤多重”、“历时多久”,而是用“有意思”、“很顺”、“很漂亮”这样的形容词。仿佛做手术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项有负担的工作和任务,而是一项令人乐此不疲、回味无穷的游戏——不是“游戏人间”,而是“游刃有余”和“乐在其中”。
他告诉我们:“做手术多了,就是一个手艺活儿。我手很巧,我做手术连年轻人都比不过我。昨天我刚做了一个三斤四两的肿瘤,只用了一个小时,一般人做,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做手术,我还嫌他们动作慢呢!”
怎么能做到这么快?“因为我熟悉解剖啊,我从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搞肝胆解剖。外科医生最重要的是解剖要熟,解剖要是不熟,那非出事不可。另外就是熟悉病情,肿瘤长在什么部位,周围有什么大血管,做手术的时候要小心点什么,我都一清二楚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喜欢用手,不喜欢用机器设备,不像他们有些人做肝胆手术,要动用很多仪器。我不用,我就一把钳子,一双手。我手小,又灵巧,你看我常常练手,坐在那里开会,手也在动,就是为了锻炼灵巧程度。”
“肝胆解剖,我闭着眼睛摸都是熟门熟路”任何一种真正的技艺的练成,背后都有无数的功夫,绝难投机取巧。庖丁能解牛,是因为他对牛的骨架结构非常熟悉,手起刀落从不出错。吴孟超所说的“熟悉肝胆解剖”其实也是如此,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已经熟门熟路了,闭着眼睛也不会弄错”。
1956年是吴孟超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入党、参军,晋升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后称长海医院)的主治医生,跟随著名的外科医生裘法祖学习了两年的“裘氏刀法”。“提了主治医生,要独立工作,要发展,做出点成就来,尤其我们还附属于一个教育单位,必须要想一个更专业的方向。我就去请教裘老,我很佩服他,敬仰他,他人长得也很帅,做手术很漂亮。他告诉我,现在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肝胆,中国肝病、肝癌病人很多,你有兴趣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人有很重的“肝胆”情结,形容好朋友是“肝胆相照”,形容珍惜是“心肝宝贝”,但如裘法祖所说,中国当时在肝胆方面的医学研究几近空白。吴孟超先是翻译出版了美国人撰写的《肝胆外科入门》,跨出了第一步。1958年,吴孟超和张晓华、胡宏楷组成向肝胆外科攻坚的“三人攻关小组”,吴孟超任组长,并确立了要从肝胆解剖入手。
在第一步做肝脏标本时,三人小组就遇到了困难。“肝脏跟别的器官不一样,别的器官只有一个动脉进去,一个静脉出来,就只有两根血管。肝脏有四种管道,管道很复杂,交叉综合,对它的规律要摸清楚,摸清楚才能做手术。要分清楚这些管道,就得找到每个管道的进口,从进口打一种溶液进去,然后这个溶液能凝固,凝固以后,把肝脏组织腐蚀掉,剩下来全是管道,这样才行。那么,用什么东西打呢?打进去的溶液要有颜色,那好办;但打进去的溶液要能凝固,凝固后又能不被腐蚀掉,要保留下来,这样才行,要是一起被腐蚀,那就啥也没有了。”三人小组进行了多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受容国团获乒乓球冠军的启发,三人小组用从乒乓球厂买回来的碎片,即可溶解于丙酮的赛璐珞,作为灌注材料,获得了第一个肝脏血管和胆管的立体模型。到1959年底,三人小组总共制作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有助于深入了解肝脏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吴孟超的“熟悉解剖”也由此而来。
■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铸型标本1960年3月,由外科主任郑宝琦同三人小组成员共同配合,由吴孟超主刀,为中年妇女陆小芳成功切除了长在右肝叶上拳头般大小的恶性肿瘤,术后三周病人出院回到工作岗位,成了长海医院建立以来首例成功切除的肝癌手术。媒体报道“这是我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手术原定的主刀人是郑宝琦,但在手术开始之前,郑宝琦在原定主刀位置上,把手术刀交给吴孟超,示意两个人换个位置。“主任说我专门研究这个,一定要把刀给我,叫我做。我当然觉得科主任是信任我,我也很高兴,也有点紧张。做完以后成功了,我就守在病房里观察,得对病人负责。”
“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赶回去见我的妈妈一面”在1960年这台手术之前,郑宝琦先生就已经是吴孟超的伯乐了。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身高只有162厘米的吴孟超被分配留本校小儿科,他想做外科医生的要求被拒绝。1950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面向社会招聘医生,吴孟超去应聘外科,主考官就是郑宝琦。郑宝琦一开始也对吴孟超的身高问题感到犹豫,但吴孟超很自信地说:我小时候割过橡胶的,我有一双巧手,我适合当外科医生!正是被吴孟超这种精气神儿打动,郑宝琦决定录用。事实证明郑宝琦的眼光很准:短短十年之后,吴孟超就成为国内肝胆方面最出色的医生。
而这双手,从在马来西亚割橡胶,到在上海拿手术刀,吴孟超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6岁时,随母亲和小弟赴马来西亚,寻找在当地做苦工的父亲。“我爸爸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我的妈妈是童养媳,根本不识字。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父母非常爱我,我爸爸觉得不念书就只能受人欺负,尤其是在国外,所以决定无论如何要送我去念书。但是家里没钱,我很懂事,就能读半天书,另外半天跟爸爸到橡胶种植园去给人家割橡胶。割橡胶是很讲技巧的,要把树皮割开,里面的胶才能流出来。但树干本身有个水线,是供应营养的,割的时候不能割破这层水线,否则这块伤口上就长出一个疙瘩,下次就不能从这里下刀了。有的人不管这个,但我就特别注意。这个跟做手术差不多,好的医生开刀,要准,还要稳,切口尽可能地小,我现在拿手术钳就是这样,非常精细。”
除了割橡胶,吴孟超自言从小就喜欢做手工,雕刻、编篮子,都会。“当时的华侨都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我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很深,并且带领同学们来支援抗日。爸爸想让我去念英文班,以后还可以去新加坡上学,但我说我对外国不感兴趣,他们老是欺负我们。国家不强,人民就只能受欺负,所以我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初中毕业时的吴孟超1940年初,18岁的吴孟超与几个同学一起离开马来西亚,踏上回国之路。 “回国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约了几个同学一起,谈了一个晚上。我的父母都来送行,但我没跟他们一起。我就记得临走的时候,我的妈妈抱着我妹妹,向我挥手。这是我想起来觉得最后悔的事情,那个晚上我应该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他们应该也没睡好觉。就是永别了,我以后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离别之殇。而当沧桑阅尽,91岁的吴孟超再次谈起“我的妈妈”时,那种时间沉淀的遗憾和悲痛,以及情势相阻天涯相隔的无可奈何,足以令听者动容。1946年吴孟超带着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吴佩煜回福建老家,见过父亲一面。1957年,当吴孟超正在潜心研究肝胆手术时,父亲患胆囊结石在马拉西亚去世。“1982年,我弟弟来上海。当时出国已经不是那么难了,我跟他说,你先回去,我很快就回去看妈妈。我托弟弟给妈妈带了一双绣花鞋、一对玉手镯、一盘介绍我成就的录像带。我妈妈是个童养媳,从小没享过什么福,绣花鞋和手镯,有点像人家送姑娘出嫁时的陪嫁,我就带给我妈妈。听说我妈妈收到之后非常高兴,说总算可以放心了。之后没过多少时间,我妈妈就没了,就睡觉的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没能赶回去见我的妈妈一面。”
“我觉得很内疚,没有关心好爱人”问吴孟超:一生之中受谁的影响最大?他想了一下,说:要感谢裘法祖教授的指点,然后是父母临别前的教诲。“我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我回国之前,他们对我说:一定要记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要跟朋友搞好团结。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我的家庭教育。”
吴孟超一直实践着父母的这句嘱咐。历尽波折回到国内,去延安不成,于是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进入当时在昆明郊区的同济附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起回国的同学都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经济援助。其他同学都去找工作,或者参军,只有吴孟超和一位姓黄的同学靠卖报纸、拾破烂、做家庭教师等**,苦苦支持着学业。当年因爱国而选择回国,在文革期间,吴孟超却因华侨身份被剥夺了主治医师的头衔,还一度被造反派威胁“砍手”,对一位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而言,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得挚友陈汉挺身而出,给了吴孟超很大的保护和安慰。
对吴孟超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人,当属妻子吴佩煜。吴佩煜是他在同济附中时的女同学,“我们班上有四十多个同学,只有五个女生。她是杭州人,长得很秀气,人也很淳朴,念书很用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经济来源断掉了,但我这个人,做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我还是要想办法打工读书。冬天,她看我衣服穿得很少,就织了一件毛衣给我,我非常感动。高中毕业以后,我本来想考工学院,她就建议我,还是学医好。我没有家庭可以依靠,又生在乱世,当个好医生,至少可以养家糊口。我觉得这想法很对,于是就跟她一起考上了医学院。”
■吴孟超与吴佩煜结婚照1941年在昆明相识,1951年在上海结婚,到2011吴佩煜病逝,六十年的婚姻生活,吴孟超夫妇一直是众人眼中的恩爱夫妻。吴孟超的一位年轻朋友这么说:“吴阿姨在长海医院住院,吴老很忙,但每天都去看她,每次只停留一小会儿。每次吴老来,吴阿姨都高兴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我们都劝吴老多陪陪阿姨,但他一个是忙,另一个,他也说,他呆的时间多了,会让主治医生难做,好像不信任人家似的。”
少小离家的吴孟超,在吴佩煜这里获得了一个最安定的大后方。“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她还是有点内疚的,我没关照好她,没照顾好她。她也是做医生的,很努力,也有工作任务,也有晋升的要求。但我家里的事从来不管的,她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家和孩子上面。她有时候也会说我把家当成旅馆了,但每当我有新的任务,她都会告诉我:你放心去做吧,家里你就别管了,我来管。这是一个让我很内疚的事情,我没关心好她。”
■全家合影“外国人现在说的转化医学,我几十年前就在做”吴孟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创立的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至今还在被临床广泛应用。1960年,吴孟超提出“五叶四段”理论,突破了过去只将肝脏分成左右两叶的简单划分,为后来的肝胆解剖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一年,他发明了著名的“常温下间隙肝门阻断切肝法”。“过去做肝脏手术,病人麻醉了之后,还要泡在冰水里面,这样才敢做肝门阻断,阻断之后就没法供血了。但肝门阻断的时间很有限,有时候手术还没完成,就必须放开了,否则这个肝脏是要坏死的。但这样做,一个是病人吃苦,另外就是手术后并发症很多。我就想,在常温下做肝门阻断行不行?一个拧水龙头的动作给了我灵感,如果肝门也像水龙头一样,先关15分钟给医生做手术,然后放开让肝脏供血,然后再关闭,这样行不行呢?我先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看看阻断过几次之后,动物反应如何,肝脏功能恢复如何,都是好的,那么就可以应用于临床了。这个方法用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从临床上发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拿到实验室去研究,再将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临床,提高疗效——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将此称为“转换医学”或“转化医学”。而吴孟超说:我们老早就在做这个事情了,只不过没提出这个词而已。“在中国,肝胆外科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转化医学的实践过程。刚开始先做解剖,然后将解剖结果应用于临床。肝胆外科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也是这样,刚开始是三人小组,接着是附属在普外里面的肝胆外科;然后成立了独立的肝胆外科,是一个独立的科室;后来一个科室不够了,我们搞了这个医院。这个路是一直往前走的,我们在安亭又盖了新院,平台不断扩大。”
除了搭建好平台,吴孟超认为,一项学科的发展,还离不开人才。他现在还在带博士生,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很多名刀,都出自吴氏门下。问吴孟超,在选择**时,最看重的是什么?他回答,是当年裘法祖强调的“三会”。“第一个要会讲。要读过很多书,还能到国际讲台上说出来。第二个是会做,做事要扎实,做手术干净利索。第三个是会写,不能做完了就忘,每一阶段的工作都要总结,想办法著书立说,留给后人。这三个之外,我还要看这个人道德素质上是不是过关,是不是专心致志为病人,是不是专心致志做科学研究。我就按这些标准挑学生,现在在我下面工作的,基本上都是我的学生。”
医院的很多同事,尤其是年轻的护士们,喜欢叫吴孟超“老爷子”,其间包含尊敬、信任、亲切等诸多元素。但是他们也发现,这位91岁高龄的老爷子,一点都不肯服老,他的眼睛看得很高,很远。“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抓紧去做。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肝癌治疗主要靠手术,基础研究、药物研究还有许多难关,迫切需要突破。第一个是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大家都知道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但现在只有60%能早期诊断,另外40%是隐性的,得研究出来一个早期诊断肝癌的标志物。第二个是研究肝癌的发病过程和信号传导,就是看这个病是从哪条路过来的,你把它堵在中间,就能有效阻止它继续恶化。”
“我不收病人的小红包,但我愿意收‘大红包’”吴孟超的一双巧手,创下过一系列的骄人记录:
1963年,由吴孟超主刀为一位中年男子切除了中肝叶肿瘤,这是我国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整整进行了六小时,攻克了“禁区中的禁区”,被公认为是中国肝脏外科史上的里程碑。
1975年,经过12小时手术,吴孟超成功地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特大海绵状血管瘤(体积为63×48.5×40厘米,重达18千克),这是迄今为止国际文献报道的最大的被切除的血管瘤,标志我国肝脏外科技术已日臻完善,“吴氏刀法”已达炉火纯青的阶段。
1983年,吴孟超率先开展小儿肝胆外科研究,为浙江渔民的仅4个月大的女婴成功切除腹内重达600克肿瘤。这名女婴后来成长为一名护士,目前就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工作。
2004年,以83岁高龄,无视“如果做砸了,大半辈子的名誉怎么办”的压力,为湖北女孩王甜甜实施中肝叶摘除手术。
……
■两台手术之间休息,他孩童般看着自己的双脚当这双手屡次创下“刀到病除”的奇迹,外界难免会好奇:要用多大的红包,才能请得动吴孟超来主刀?吴孟超摇头:“我绝对不收病人红包。作为医生来说,这是道德素质的问题。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跟着痛苦,连带亲朋好友都痛苦。再收人家红包,就太不像话了。”
除了不收红包,还要用最节约、最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医治病人,这是吴孟超一贯的坚持。这对一位医生来说毫无问题,但作为一名医院的院长,如何做好管理工作?“我的做法是,首先医院要想办法节约开支。比如说从仪器上节约,所有的医疗器械,我们都买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有的仪器非常贵,医院要回收成本啊,那么开一次机,就得病人花很多钱。还有药品,我们不用最贵的药,有效的药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结果,医院节约了开支,病人也省了钱。另外从管理上,我们抓得也很严,你看我们走廊的灯,只要是休息时间,都是关着的。但是——”吴孟超话锋一转,“我不收病人的小红包,我只愿意收‘大红包’。”
吴孟超所说的“大红包”,指的是来自病人的捐款。“你看我们这栋16层的大楼,就是台湾的尹衍梁先生捐款4000万元建成的。他的干爹在我们这里住院,对我们很是佩服。尹先生来看望,他干爹就对他说:这是一家好医院,你现在有钱了,要支持这个医院的建设。但那是90年代,4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是台湾同胞捐赠的,学校不敢收,我认为可以收。后来报到总后,领导批了,才敢收下来的。2000年大楼落成,还请尹先生来剪彩。”
在医院楼下,我们看到来自不少单位和个人的捐款名单。吴孟超说:“人家出院之后,不骂我们,还肯给我们医院捐款,说明人家对我们的工作是认可的。这个钱不是进我个人的腰包,而是给医院,给病人做贡献,我收得很高兴,理直气壮。”
不仅自己不收红包,1997年,吴孟超将个人积蓄和奖金30万元和社会捐赠共500万元捐出,成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技术基金”;2006年,吴孟超拿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肝胆外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的平台有了,接班人也有了,我的心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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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到
标签: 翡翠手镯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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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是因为其价值高,其颜色也是非常的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