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有收翡翠原石的吗的简单介绍

一、中原概念理论标志简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惯常使用“中原”一词，学术界基本认为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占据了一体化的核心地位。这个中原在史前文化的格局中，处于严文明先生所说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1]。赵辉先生进一步分析这样的“重瓣花朵”格局何时形成，提出中原文化区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间形成，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的三重结构[2]，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才真正形成[3]。段宏振先生对“中原”概念作了比较系统的厘清。他认为，中国即指中原，自然地理意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地理意义上包含相对于周边蛮夷戎狄而言的中央地区，综合起来而言，系指华夏族群集中居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广义的中原指以河南为中心的周临地区。从考古学角度说，中原即指中原考古学文化区[4]458～459。段先生提出，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原都处在孕育期，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的夏代，中原才初步形成[4]463～472。笔者基本认同段宏振先生关于“中原”概念的判定，应当是黄河中游地区包括今豫东、豫北冀南、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人们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区及其相对统一的大族群“华夏”，并形成了早期的“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于自己居住地域从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提出的自我认同的概念。从考古学角度判断的中原，是从考古学文化格局黄河中游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对比的突出中心只反差，来判断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中原中心态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实在何时形成中原概念上，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界标，以致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而段宏振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夏代。从理论上说，中原是一个概念，中原概念形成的明确的界标不能依赖考古学文化来建立，而应当由观念文化来建立。所谓观念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是指个体、群体和社会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5]234，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精神产品的总和[5]240。“中原”概念的形成当然可以用精神文化考古的方法[6]18～34。通过对“中原”观念物化表现的探索，来建立其概念形成的明确标志。从概念上说，中原以“中”位置定性，以“原”界定地域范围，所以中原观念的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中”这一概念。但是，从单纯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否则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也可以被认为“中原”。足见，“中原”概念主要基于人文地理概念，具体说是占政治话语霸权地位的宇宙观中政治地理五方概念，成为“中原”观念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政治地理五方，就是分别由东、西、南、北四个方块拱卫保卫的中央方块①。政治地理五方也可称之为“五土”：东、西、南、北、中土。分析到这个观念层面上，考古学文化面貌就很难用于界定政治地理五方或五土，必须有其他的标准来判断。从原理上说，中土取决于“地中”观念的出现[7]251～263，地中的确定决定了中土的确立。地中的概念完全不是考古学文化意义上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概念，而是一个偏重于为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具体说是“中正”正统思想服务的唯心的宇宙观。

然而，仅有地中的观念，是无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因为地中的本质是与天极相通的、与居于天极的上帝沟通的唯一通道 ，属于偏重于宗教思想的宇宙观范畴。只有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国家阶段，统治者出于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产生出“天下观”时，才会立足于“地中”，提出对于天下的认识，通俗说就是对本国所在的地理大陆，从自然、人文、政治、疆域角度的务实认识。天下观的认识，必须通过以地中都城为中心基点的大地测量，才能够实际得到，最终建立政治地理五方的观念，由此中土或中原观念才真正诞生。以上是中原概念诞生的理论逻辑轨迹。而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进行中原概念产生标志的追溯，从根上说，应当是用考古物证来证明“地中”的概念在何时何地出现。中国古代“地中”一直有物化的标准，那就是以圭表测夏至和冬至的影长。《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那么，考古发现的实用测量仪器圭表，就成为判定地中观念出现的首要证据。实用圭表判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探索天下观的实施大地测量行为。《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四表”，孔安国《注》理解为“四外”，孔颖达《疏》解释为：“表里内外相对之言，故以表为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无复限极，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无限；自内言之，言其至于远处。正谓四方之外畔者，当如《尔雅》所谓四海、四荒之地也。”笔者以为，“四表”当是东、西、南、北四方边界“畔”上的四个标志点，也就是大**至上的标志点，此所谓“至有所限”。标志点以内是大陆，标志点以外为“四外”海洋，继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旁行”，则“无复限极”。这些标志点用圭表测影的方式确定，同样用该点的夏至影长标定，以立表的方式表现，因此有“表里”之说，立表以里，标志着大陆，表外标志着海洋。而四表的测量，是以地中都城中表为测量中心基点的。《周礼·地官司徒》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贾公彦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颍川阳城置一表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东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颍川阳城就是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以东战国阳城遗址内的观星台[8]，建有周公测影台，实际是一座石质的兼立表测影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是唐朝仪凤年间姚玄至阳城实测得到夏至影长1.5尺②，开元十一年南宫说所立③。唐代僧一行组织实施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13个测点均以阳城为中心[9]367～368。足见汉唐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阳城是地中，是天下之中，是大地测量理所当然的中心基点。在完成了为确立天下观的大地测量之后，才能在统治者的头脑中建立起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中土居中，中原的概念才能得以成立。根据这样一条逻辑证据技术路线，笔者将中原概念确定的考古物证突破口放在圭表实证的确定上。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实物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

二、陶寺文化地中概念的考古实证陶寺遗址是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末期的一处超大型聚落，面积300万平方米。经过3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以确定陶寺遗址为功能区划齐备的都城遗址，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社会。因此陶寺遗址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尧都平阳或尧舜之都[10]141～155。陶寺遗址的圭尺出土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的元首墓IIM22内，是木胎漆杆，在黑绿间隔的彩漆段之间，有红彩标出标准刻度。残长171.8厘米，研究复原长187.5厘米。IIM22圭尺的北侧壁龛内放置一件漆盒，内盛玉琮改制的游标1，玉戚转做景符1，玉戚转做游标1件[11]，这是圭表仪器使用的附件。陶寺文化立表出土于早期王族墓地的中型墓M2200，是一根红色木杆，现存长214厘米,复原长225厘米[12]。笔者认为木杆尖头插入地下25厘米，露出地表200厘米，恰好8尺。通身涂红彩（朱砂颜料？），在认知方面与日火有关。笔者曾经就陶寺圭尺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关键的一个刻度是第11号，总长39.9厘米，按照笔者的研究结果，陶寺一尺折合今天25厘米[13]，合1.596陶寺尺，误差仅0.1厘米，0.004尺，如果精度限于分，即为1.6尺，就是《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而陶寺本地实际夏至影长为1.693538尺～1.694476尺、42.25cm，而不是《周髀》记载的“夏至一尺六寸”，陶寺圭尺第12号刻度用于本地夏至影长测量。可见陶寺圭尺第11号刻度是一个1.6尺的理论标准刻度。《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算经》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成周相对与宗周而言就是“周公卜洛”的洛阳。虽然《隋书·天文志》将《周髀算经》的夏至影长1.6尺误解为洛阳的实测数据，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曾经将《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1.6尺数据，同样作为地中的判别标准，数据虽异于《周礼·地官司徒》1.5尺夏至影长，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判定地中的理论标准。根据陶寺圭尺实证，笔者认为，夏至晷影1.6尺是陶寺文化的地中标准，是从陶寺文化的直接主系祖源晋南垣曲盆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区继承来的[14]95～96。地中的概念也许萌发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垣曲盆地，但确立于陶寺文化。三、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分析陶寺遗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尧都平阳。笔者用《尚书·尧典》引出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笔者曾经分析，上述《尧典》所云南交和幽都分别是今北回归线一带和北极圈一带，陶寺圭尺头端刻度0，可以通过夏至测量晷影为0即“日中无影”以确定北回归线；一满杆夏至影长187.5厘米，以确定北极圈[14]109～113。表明陶寺文化的天下观至少达到了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一带。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支科考队，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站一站逐步开展天文大地测量，就是为了实际构建帝尧的天下观。这样的大地测量，按照技术规范，必须以陶寺都城地中为中表即中心基点，沿着陶寺都城的东、西、南、北正方向即今天我们称之为经纬线E111°29′54.9″（约E111°30′）和N35°52′55.9″（约N35°53′），分别测到陶寺城址所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端点。这种测量技术规程，在《周礼·地官司徒》贾公彦疏中表述为“周公度日景之时东西南北中”五表法。根据这样的技术规范，笔者经过推测和实地考察，推定陶寺文化的南表点位于广东阳西县碗岗村附近沙扒月亮湾海岸一条入海山脊形成的海角，其经纬度为N21°30′21.77″，E111°29′20.28″。该海岸以南是无垠的南中国海，正谓“无复限极”。此南表点纬度比北回归线低了约两度，但理论上处于“交趾”地带，仍符合文献所谓交趾之南方“畔”上之“表”④。陶寺东表点位于今山东胶南市老卧龙湾北岸朝阳山嘴第一个矶头，GPS定位N35°53′17.34″，E120°05′14.95″，纬度与陶寺城址几乎完全一致⑤。胶南市位于青岛西南，上古时期这一带曾称为青州，也就是《禹贡》所谓的青州。《尚书·尧典》称为嵎夷。《正义》云：“《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称嵎夷也。”沿着陶寺城址的纬度向西直至欧亚大陆的西端即地中海东岸，笔者推测陶寺文化西表点应当位于此，大约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Ras al Basit之Badrusiye Shore（海岸），经纬度为N35°53′13.05″，E35°53′10.68″。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西表之地的记载，《尚书·尧典》语焉不详，只说“宅西（方）”。《史记·五帝本纪》说到这段时称“居西土”，仍较笼统。但是《五帝本纪》谈到帝颛顼一段，说：“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这套政治地理空间四至的表述话语体系与《尧典》四表颇类，于是我推测《尧典》西表之地处于流沙附近，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的Badrusiye Shore，地处叙利亚沙漠的北部，可以满足“西至于流沙”的特征条件。同理，笔者推测陶寺文化北表点位于今俄罗斯萨哈共和国诺尔德维克（Nordvik）以东的拉普捷夫海南岸上，经纬度为N76°40′26.77″，E111°30′29.08″。这里北临北冰洋，正谓“无复限极”。该点深入北极圈，冬半年极夜日数多至97天[15]20。陶寺圭尺最长夏至可测到北极圈，表明陶寺人确实已经有北极圈的认知。如果将“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万象幽暗，故曰幽都”作为幽都最典型的标准，则北极圈以内能够出现极夜的地区才符合狭义“幽都”的概念，而北极圈以南至雁门关以北广袤的地域为广义的“幽都”。显然，陶寺北表点位于狭义的幽都区域内。陶寺文化四表是否真实存在过？我们不妨通过先秦文献有关四海之内数据来验证一下。徐凤先博士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先秦文献中记述大地尺寸的数据有两套体系，一套是四极之内的23万余里，一套是指四海之内的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记载四海之内地广数据的文献有《淮南子·地形训》、《管子·地数》、《吕氏春秋·有始览》、《山海经·中山经》、《尸子》等。徐凤先依据笔者前期的研究成果陶寺长度基元1尺=25厘米，结合《淮南子》和《山海经》中有关太章、竖亥步四极的记载，分析得出1000尺=1里=250米，四海之内东西地广28000里折合7000千米。南北地广26000里合6500千米。[16]。据此笔者根据陶寺城址的经纬度，套用徐凤先博士的公式重新计算，按地球平均半径6371千米计算，N35°53′纬圈上总长为2π×6371×cos35°53′=32417千米。陶寺文化东表经度为E120°05′02.94″，约为120°，西表经度E35°53′10.68″，约为36°，跨越经度约84°，则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为32417×84°÷360°=7563千米，比28000里7000千米多563千米，误差率7.4%。在E111°30′经线圈上，陶寺文化南表的纬度为N21°30′22.08″，北表纬度为N76°40′26.77″，跨纬度约55°，则陶寺文化南北两表间距为π×6371×55°÷180°=6113千米，比26000里6500千米少387千米，误差率6%。数据的对比已经很说明问题，陶寺文化四表确实曾经存在过，正如陶寺文化地中夏至影长数据1.6尺一样，四表之内即四海之内的大地测量长度数据也被先秦典籍保留下来。准此，我们可以清晰得看到陶寺文化的天下观囊括了陶寺所在欧亚大陆东起东海、西迄地中海、南到南海、北至北冰洋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陶寺圭表是进行构建天下观实施天文大地测量的核心仪器。而《尧典》则扼要记载了羲和氏天文官世家组成的四支科考队，进行伟大的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事件。四、陶寺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概念毋庸讳言，陶寺文化东西两表之间约7563千米，南北两表之间约6113千米，四千年前如何依靠圭表测量得出如此的距离数据，具体*作技术层面上存在很多的难题。 笔者按照《大司徒》贾公彦五表测量法，推测陶寺人圭表大地测量，并非从数千公里之外的两点之间完全靠测影计算得到距离，而是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分别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进行线性方格网一方一方地向外放射状实施测量。每个方向是一个测量队，也就是《尧典》中所谓的羲仲、羲叔、和叔、和仲所分别带领的测量队。正是由于一站接一站式的测量，耗时漫长，所以《尧典》中说羲仲宅嵎夷曰阳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国注曰：“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又曰：“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这说明四支测量队分别居住在各自的任务方格网里进行一方一方的步测，直至有所限——南北东西四表所在之地。如果前方遇到大山或大泽不可直接步测，便可向两侧平行方进行替代性测量，得到所需的距离数据，直至四表其所（图一）。四海之内的地广总体数据便可以累计得到。

图一 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测量线性方格网模式示意图

正是由于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测量采取的技术路线是以陶寺城址为测量中央基点的线性方格网式放射测量模式（图一），在此基础上得到的四海之内地广数据与地理信息一定是相同的模式，也就是亚字形，与艾兰提出的商代亚形宇宙观相同[17]96～129。而在此测量与考察得到的认识基础上，抽象出来对于陶寺文化邦国所处欧亚大陆的政治地理空间认识模式也必然是亚字形的（图二）。

图二 陶寺文化政治地理五方亚形模式

《尧典》中说羲仲宅嵎夷曰阳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国注曰：“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嵎夷。”又曰：“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据此我的理解，陶寺文化的亚字形政治地理空间模式是南北东西四方围绕着陶寺地中所确定的中方，而四方的边界分别由四表所标定。陶寺文化的圭表、1.6尺圭尺地中标准刻度、天下观和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确立，完整地表达了“中原”观念在龙山晚期至末期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五、地中观念在豫西的传播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不仅在晋南的陶寺文化拥有地中观念，而且地处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同样也有地中观念。在河南王湾三期文化中，我们虽然尚未发现圭表实物，但是赵永恒先生认为《周礼·地官司徒》所记1.5尺夏至晷影数据是禹都阳城的实测结果[18]，计算的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河南登封王城岗夏至日下沿晷影长度为1.516尺～1.59尺，比《周礼·地官司徒》所记地中夏至晷影标准长了2分，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14]114～115。可以肯定，《周礼》所记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不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原创的，而是龙山时代末期王城岗城址实测的结果。更有趣的是，赵永恒先生认为《易纬·通卦验》记载的“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的数据是在河南禹州阳翟实测的的[18]。其后他计算禹州瓦店遗址公元前2100年、前2050年、前2000、前1950年和前1900年夏至日下沿晷影长度在1.485尺～1.487尺。而瓦店遗址是王湾三期文化除王城岗之外另一座重要的中心性环壕大聚落[19]。文献传说中认为禹都阳城，启都阳翟。目前考古发现告成王城岗城址和禹州瓦店环壕遗址，有着较大的聚落规模和较高的等级，似乎在印证传说很可能是历史的记忆。周公卜洛所用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无非是要附会他所知道的1.5尺标准数据。或许周公更青睐地势更为开阔的伊洛平原，而有意回避相对狭蹙的临汾盆地或垣曲盆地，有选择地忘却晋南的1.6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周髀算经》所记1.6尺地中标准表明，在当时晋南的地中标准数据并未亡佚。晋南陶寺文化1.6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应当与豫西王湾三期文化1.5尺夏至晷影地中标准同时并存。《尚书·大禹谟》舜嘱咐禹说：“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之“中”就是圭尺，代指圭表，象征王权权柄[14]。但笔者怀疑大禹从舜的手中继承了圭尺及其地中1.6尺标准。实际史实很可能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一直认同自己本地的夏至晷影地中标准。甚至像王城岗和瓦店这样不同的都邑聚落还有这各自的夏至晷影地中标准，或许与其内部权位或王统的正统地位之争有关。可见在龙山时代末期，地中观念在黄河中游地区即中原核心区普遍流行，却尚未形成统一的或唯一的地中标准。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原地区尚未形成像后来二里头文化这样的王朝国家，尚处于邦国林立时代[20]。

六、王湾三期文化的天下观王湾三期文化的天下观与陶寺文化有很大差别。王湾三期文化并非像陶寺文化那样，放眼整个欧亚大陆的四海之内表里山河，而是从政治和经济实用性的角度，重新看待天下。《尚书·禹贡》记述了夏禹对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物资、交通孔道等重要信息重新勘察与认识，将天下划分为冀、豫、兖、青、徐、荆、扬、梁、雍九州岛，其视角以黄河中游的豫州为中心。虽也号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但实际上目光紧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邵望平先生在《〈禹贡〉“九州岛”的考古学研究》中，基本肯定了《禹贡》九州岛部分至少有夏商周三代史实为依据，单纯的“九州岛篇”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作品[21]11～30。《淮南子·墬形训》：“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诱注：“太章、竖亥，善行人，皆禹臣也。”《山海经·海外东经》：“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暗示夏禹对于天下九州岛的勘察主要采取步测的方法，对自己关注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天下”进行了大地勘察与测量。事实上，王湾三期文化更加注重对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淮地区）的文化与政治进行经营。笔者曾经在《试论肖家屋脊文化》中认为：“石家河文化在距今4200年崩溃后，残留下来的文化由于受到来自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干扰而发生了质变，成为肖家屋脊文化，龟缩在原石家河文化核心区残喘了近300余年，终于在距今3900年前后，长江中游本土史前文化的主干最终被斩断。在此期间，中原王湾三期文化趁虚而入，该文化的地方类型也随着中原政治势力为保障荆州贡道而介入，占尽鄂北、鄂西南地区交通孔道的枢纽地带甚或澧阳平原，对石家河酋邦的后续肖家屋脊文化形成钳形之势。肖家屋脊文化区的主要占据江汉平原腹地，其北为王湾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西部为王湾三期文化石板巷子类型，峡区内有王湾三期文化白庙类型，……使人们深切感到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渗透似乎有别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文化扩张与渗透，在明显弹压肖家屋脊文化的同时，有明显的维护资源输送渠道的行政目的。”[22]141～142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平原主要采取文化钳制谋略，对江淮地区则采取带领当地政权开展治水，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整合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的政治势力为己所用，以达到同陶寺文化邦国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至高地位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的目的。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大型祭祀礼仪建筑遗存以及祭祀遗存的考古发掘[23]，将《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尚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诸多文献记载甚至传说，逐渐用考古物证的形势展现在世人面前。笔者分析禹会村大型甲字形祭祀场，为大禹带领江淮地方势力随山浚川具体说是劈荆山与涂山导淮河治水工程的动员、庆功告成、封赏祭祀场所，同时也是大禹带领江淮地方势力发动征伐不听号令的三苗——石家河文化战争期间的誓师、班师振旅、记功封赏的场所[24]。在禹会村遗址汇聚的来自东、西、北方向以及本地的文化因素中，王湾三期文化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格外引人注意[23]195～196。

正是由于大禹在怀远（今蚌埠）涂山成就了治淮和征三苗两大历史功绩之后，才奠定了他在中国早期国家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地位，实际上真正摆脱了帝舜的政治控制与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才有了后续的新砦文化和辉煌的二里头王朝文化，因而《史记·外戚世家》称“夏之兴也以涂山”，恰谓此也！七、王湾三期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尚书·禹贡》九州岛的划分模式，同地理区位相套合，显然构成一个以豫州为中心的放射模式，反映出所谓禹命竖亥步测大地的实际*作模式是放射状模式，而不陶寺文化采用的是十字方格网模式（图二）。于是，《禹贡》最后附上了“五服”“回字形”政治地理五方模式（图三）。《尚书·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国语·周语》则称甸服为邦内，侯服为邦外，绥服又称宾服则系侯卫，要服为夷蛮，荒服为戎狄。

图三 王湾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回字形模式

笔者曾指出：“夏王朝是通过五服制度中的甸服、侯服、绥服由内逐外地逐级控制政治疆域，甸、侯是以二里头各文化类型从面上控制，绥服是以驿路、驿站、据点实行点线控制。要服和荒服实际是夏王朝政治版图之外的外交政治手段，没有实际的政治疆域统治意义。夏王朝对要服里的族群实行文化与意识形态双重渗透，增强这些异族群文化全体人们对夏王朝的向心力。而对荒服里的异族群文化偏重意识形态的渗透，试图影响社会上层的思想维护夏王朝与这些遥远异族群文化的正常关系。”[25]496当时认为五服制度是夏王朝内政外交运作的制度模式，现在看来就是夏文化的放射型政治地理五方模式（图三）。在这个回字形五方模式中，京畿地中、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占据这中原区位，是二里头文化核心分布区，即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南的东下冯类型、豫东鲁西的牛角岗类型、豫东南杨庄类型和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赵春青先生将《禹贡》的五服模式推向更早的龙山时代。他认为内圈的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当于王畿即甸服，环绕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圈王湾三期文化诸中原类型相当于侯服和绥服，分布在外圈的、中原龙山文化以外的周边龙山时代各文化则为要服和荒服[26]58～84。相比之下，王湾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模式中的中原概念，比陶寺文化亚形政治地理五方中的中土即中原概念更加明确落实在具体的地域上，不追求空泛的欧亚大**至的认知与标识，而更加注重自己实际控制和政治、思想、文化影响的有效范围，这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统治理念上更加具体、务实和进步。结论

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地中和天下观同时出现于陶寺文化，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那么中原概念在陶寺文化开始出现，只是在邦国林立的当时，不一定能得到周边文化和族群的承认。中原概念被王湾三期文化通过文化扩张和政治作为所推出，至少被江淮地区或海岱地区的文化和族群所接受，既可自称，也可他称。作为王湾三期文化直接后裔的二里头文化，则通过王朝的各种手段，普及了中原概念。再返回头来看赵辉先生认为中原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段宏振先生则认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夏代，都没有大的错误，只是没有区分中原概念的形成阶段性而已。中原概念与“中国”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陶寺文化的地中观念和天下观已经形成，由于当时的中原概念只是自称，并未推出，所以“中国”最初的概念基于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王湾三期文化也进入到早期国家社会，随着中原概念的推出，“中国”的概念很可能转变为“中原之国”的概念。随着二里头文化王朝国家的强盛，中原概念的普及，地中被政治话语霸权标定在伊洛一带（含登封告成），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将这一地区视为地中或天下之中，中原的概念从此固定，中国的概念则以中原概念为核心，像滚元宵一样越滚越大，至少到秦汉帝国时期，中国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中原之国”了。而所有上述关键观点出现的物化标志是圭表实物及其地中标准刻度的辨认。有了陶寺文化圭表及其地中标准刻度NO.11一尺六寸40厘米夏至影长的辨认，进一步涉及“中原”观念的考古申论便有了基础。(原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基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2013BAK08B04）“陶寺专项”阶段性成果。)注释①艾兰受到郭沫若和胡厚宣先生观点的启发认为，中国商代的宇宙观是中央与四方模式，她具体表述为亜形，像一个中央小方块四面粘合四个小方块。参见英国学者艾兰：《谈殷墟宇宙观和占卜》，刊于《殷墟博物院苑刊》（1989年创刊号），第189～198页。Sarah Allan 1991（萨拉·艾兰）,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中译本汪涛译，艾兰著：《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6～129页。笔者受艾兰的启发，认为政治地理五方观念形成于龙山晚期的中原地区。②参看唐代杜佑：《通典·卷第二十六·职官》八。③参看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地理二》有关开元十一年太史监南宫说刻阳城测影台石表的说法。④⑤参看何驽：《陶寺文化南表、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载中国考古网·研究专题，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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