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众认识，多把韩林儿之死看成是朱元璋授意廖永忠所为。孟森在《明史讲义》里则辨析，朱元璋无除掉韩林儿之意图，亦无此必要，此为廖永忠自作聪明伦士度：
“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騃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伦士度；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燃耶？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
孟森之见虽高于俗论，但仍没说到要害。第一：韩林儿之生死并非无足轻重；第二，淹死韩林儿也不是廖自作聪明能干得出来；第三，朱元璋当时，不以此正廖之罪，是有苦难言。
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不顾刘伯温之激烈反对，亲自带兵支援被张士诚军队围困伦士度的安丰，把韩林儿救出后，安置到滁州，礼遇备至：“太祖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国初群雄事略》）。此次救援，朱元璋冒了相当巨大风险，事后伦士度他自己说：
“使陈友谅乘我之出，直捣金陵，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国初事迹》）。
然而，朱元璋此次安丰之行，真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么？
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此时朱元璋不仅名义上使用龙凤年号，其长远规划，应该也是把未来之大明作为龙凤政权之接续，而韩林儿正是实现此过渡的关键人物。韩宋续赵宋之统，而大明接续韩宋之统，蒙元则作为侵略者建立之伪政权，加以推翻，名正言顺。只要登基之前，把韩林儿接到建康，履行一个禅让仪式，一切都顺理成章。从军事角度考虑，救韩林儿风险过大；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好处极大。如此，才能理解朱元璋的动机。
然而这点，正是一些人不愿见的。安丰之行前，刘基主要反对理由并非军事考虑，而是“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国初事迹》）
可说最有动机希望韩林儿死的，不是朱元璋。朱元璋若要韩林儿死，当初直接不去救，省多少事？不但自己干干净净，从当时情势，也没人会责怪。若说冒巨大风险救回来，又变卦觉得碍事要杀。那就有些精神分裂了。要真是这么一个做事情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从群雄中脱颖而出。退一步说，即便朱元璋真的变卦要除掉韩林儿，也没道理用这种惹人注目的方式，直接滁州下点慢性毒药，让韩林儿病死，都自然得多，别人也很难定论。仓促半道淹死，只能是平时没机会下手，又觉得事情紧急，不能再拖的人，授意所为。
而最有动机希望韩林儿死的人，应该就是刘基为代表的这帮元末文人谋士。
《明史.廖永忠传》言：
“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这里面没有明言廖永忠所善儒生是谁？但普通儒生恐也不足以说服廖永忠干这么出格的事情。说是刘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忽悠廖永忠除掉韩林儿，恐怕八九不离十了。
朱元璋派廖把韩林儿接到应天，明显是为禅让程序做准备。但韩林儿一死，不但计划泡汤，而且还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是大张旗鼓的立刻惩办凶手，定罪惩罚？但这样一来，朱元璋自己就处于说不清的位置。毕竟廖永忠是你手下，你就算立刻将之抓起来处死，别人也会说是你把廖当替罪羊，杀人灭口而已。这属于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而且为了一个关系疏远，只有虚名的韩林儿杀了廖，也会让前线将士难以心服。如果要追查幕后怂恿廖永忠的人，就更麻烦了。天下未完全平定统一，正在用人之时，先把知名文人谋士给抓起来定罪，那无疑更会吓跑本来就疑虑重重的文人，也给本来喜庆的开国盛典平白添堵。
那么继续打着龙凤政权继承者的旗号的同时，又对韩林儿的死低调处理，就说成是意外，又如何呢？但这也很尴尬，等于给自己埋了一个地雷。无论如何，韩林儿是龙凤政权名义上的君主，不明不白的死了，是谁的责任？你既要继续打龙凤政权旗号，又默认了廖永忠的行为，那不是把弑君行为合理合法化么？还拿什么来教化天下？
朱元璋完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打着龙凤政权旗号，无论是严惩凶手，还是淡化处理，都让自己变得不干不净。
那似乎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和龙凤政权切割处理。切割处理后，韩林儿就变成了地位无足轻重的人，甚至是许多文人嘴里的贼寇头目。死了也就死了，没人关心追究。无论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杀的，还是朱元璋授意杀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朱元璋大概衡量利弊，决定采用这个办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内心的窝火是肯定的，但似乎也没其他选择。在这个事情上，他对廖永忠是痛恨的，但又不便于立即发作。但后来处死廖永忠和此有关。朱元璋之子朱权编写的《通鉴博论》中就明确说“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
总之，韩林儿之死，是刘基之类文人最乐见的。
于是似乎一切都来了一个急转弯。原先光明正大打着龙凤旗号，在韩林儿死后，就变成了要彻底和龙凤政权切割，甚至原先一些地方上为感激朱元璋军队解救百姓危难而立的带有龙凤年号的碑文都要毁掉。这本来都是完全没必要的。
朱元璋在这个切割中是利益受害方。继承龙凤政权，把蒙元作为伪政权对待，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义更能让自己的功业彪炳史册，也更能彰显大明政权之正义性、合法性。和龙凤政权切割后，对待蒙元的态度，他就不得不部分顺应上层文人的心态和感情。
这种态度转变，从一些文书中也能看的出来。虽出文人手笔，基本意思，肯定也是经过朱元璋本人的认可。
在龙凤九年，朱元璋给陈友谅的书信中还说“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谓无策。”
吴元年北伐檄书，虽然还是强调了驱逐侵略者，实现民族平等之义：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但也塞进了一句蒙元统治乃天授云云的话。
登基前之祭告文则对蒙元态度更温和了，天命真人起于沙漠之类都出来了，但此恐非朱元璋所乐见。弄半天，他和铁木真之类没多大区别。
将领及其身边低一层级的文人对蒙元之否定态度更为激烈鲜明。如洪武元年八月徐达攻克元大都后之告捷文书，就痛快淋漓，毫无含糊暧昧，摘录几句有代表性的：
“尽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
“惟彼元民，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甫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斁。”
“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
洪武三年六月，李文忠之告捷文书应该也是对蒙元痛斥，朱元璋似是顾虑那些以蒙元为正统的文人看见之后的反应，对此大加批评，甚至不惜自我矮化说元朝的灭亡是气运所致，和我没关系。
“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
不过这种批评大概不是其内心真实想法，那些送给外国或外藩的文书，没这种顾虑，就说的直白多了.
比如洪武二年送给高丽国王的文书中说：
“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
“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送给占城国王的文书中说：
“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
给爪哇国王的文书中说：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
给日本国王的文书中说：
“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
另一份洪武三年给日本的诏谕中说：
“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修元史之文人把反元义军称贼寇，而朱元璋给日本的文书里却说英俊起兵，可见态度上巨大差异。
给吐蕃的诏书中说
“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
到了洪武中后期，发布于国内的诏书意见，朱元璋似也不愿遮掩对蒙元之态度了。洪武十八年颁发《大诰》，明实录里有一段说明，应该也是当时朱元璋的意思：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阔，上下无等，政柄执于权臣，任官重于部族，断狱迷于财贿，黜陟混于贤愚，奢而僭上者无罪，奸而犯伦者不问。辫发左衽，将率而为夷。……。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
洪武二十一年，在收到蓝玉捷报后，朱元璋的言论则更坦率：
“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
群臣咸顿首称贺，遂遣使赍敕书劳玉等曰：
“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
纵观以上材料，则朱元璋在给外国或外藩的文书里更多表露其内心真实想法：蒙元乃是窃据华夏的侵略政权，冠履倒置，义士愤怒，起兵反元者乃英雄俊杰。到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即便面向国内臣民之言论，也直斥元朝之统治是污浊九州了。
对由元入明，还以元为正统的文人，朱元璋表面尊重迎合，但内心则鄙视，甚至憎恶。如危素者，本不被元朝重用，元帝逃跑后，才被帖木儿花监国复官，他就真的屁颠屁颠的上任了。一天后徐达就占领了大都。他又作态要寻死，最后又以修元史的话，他是有用之身的借口没死，当了明朝的官，还很受礼遇。
这危素也干了件好事。他告诉朱元璋，忽必烈时元人曾经把宋理宗的颅骨截断做成酒器给番僧喝酒用。朱元璋为此特地下令北平守将吴勉搜寻找到这个头颅骨做成的酒器，送回南方，安葬于绍兴。
不过这事，大概只会加深朱元璋内心对危素这类人的鄙视。明知道异族侵略者的恶虐，还要为虎作伥当蒙元的官，人品实属卑污。
一天，朱元璋在东阁侧殿休息，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问是谁，答曰：“老臣危素”，朱元璋说“我道是文天祥来了呢。”
另一位蔡子英，表现更搞笑。他受扩廓帖木儿的推荐，当了元朝的官，被明军抓到，押送途中逃跑了。在陕西又被抓到，送到京师。朱元璋要授以官职，他上书洋洋洒洒，表示自己如何忠贞，不能中道而改节，请求将其流放到海南岛去，他会感恩戴德云云。朱元璋也不强迫，就把他安置在礼部的住所。一天晚上，这人嚎啕大哭，别人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我这是思念旧主啊。但接下来，应该是让他肠子悔青了。表演太过度，也不好。“上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也就是把他送到塞外，回到他蒙元主子身边去了，这是让他求仁得仁。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当，非要做汉奸，也是可怜。也不知道他真能适应满嘴风沙、居无定所、饮食腥膻的游牧生活么？恢复游牧生活的元廷不把他当奴隶使唤，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他原本惺惺作态的大哭表演，大概也就是要朱元璋把他放**间，乐得轻松舒服而已，真把他送到塞外去，那滋味应该不好受，但又说不出反悔的话了。
其实如蔡子英这类人，并非不知道当汉奸之可耻可羞，也正因为知道这点，所以才要有这种做作表演。元末有些汉奸，眼看元廷要完蛋而**，也不是出于什么从一而终之类，本质上就是畏辱**。这和抗日战争胜利，有汉奸**是一个道理。
和龙凤政权切割后，朱元璋采取了有意识迎合一些元末文人的态度。其初衷应该是，治理天下离不开大批有文化的官员，全国各地各级官吏都需文化人才。如对蒙元彻底批判否定，可能打击面过大，让许多文人疑惧不安，**新政权。出于这种考虑，他才采取了压抑真实态度，甚至矮化自己驱逐蒙元之功业的做法。
但平心而论，朱元璋的做法真的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合理之举么？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朱元璋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他等于把本来轻而易举拿在手里的道义制高点，拱手送人。把华夷之辨的儒家大义，淡化掉，结果就让一些汉奸奴儒得以歪曲儒家理念，反而把他们自己屈膝卖身于异族侵略者的奴才行径美化成忠义，更加顽固，更加心安理得的采取敌视、**新政权的行为。也导致许多有良知，有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被排挤在边缘，难以得到提拔重用。
更何况，后来由于朱元璋采取严厉的打击**的政策，实际上还是得罪了大部分官员，还少了助力，平白增加了许多阻力。他当初讨好迎合元末文人的做法，事后看起来，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要反思的话，韩林儿被淹死的事发生了，那真正权衡利弊的做法，也是把事情挑明了。凶手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仍旧应该把新建的大明政权作为龙凤政权之接续。虽然这么做，难度确实大了点，但还是应该做。再不然，干脆一开始确实就别去救韩林儿了，无论韩林儿被元军杀害还是被张士诚部队杀害。朱元璋建立的新政权都是名正言顺可以作为龙凤政权之合法延续。而且还是免去了一些人*作阴谋的空间。
如果和明玉珍的夏政权对比的话，不得不说朱元璋在坚持华夏正统的问题上，态度还是没有明玉珍来得旗帜鲜明和坚定。这当然也和身边文人有关，同样当过伪元的进士，明玉珍身边的刘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比刘伯温要强得多。过去糊涂失足可以理解，但还要错到底，把失足美化粉饰成光荣，就不可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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