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年经常做展览和演讲,总是讲:三毛是什么?她是一个从小就自己做决定的人。
今天我们很多的孩子,都是家长在替他们做决定,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等等。可是三毛从小就是自己做决定。
她出生在重庆黄桷垭。那时候每家都有一个大水缸,她爸爸说:不能玩水。她不听,结果掉下去了,她用手撑住缸壁,两只小脚啪啪地打水,被家人听到了,出去把她救出来。她也没哭,就是喊了一声:感谢耶稣**。这是三毛一生最牛逼的一个决定:我不能死。
后来她在台北女一中,被老师体罚,在脸上画鸭蛋。她回家就说:没法念书了。也是她自己做的决定。她在社会上混,跟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混得不错了,她还是决定,背着包去外面闯荡。绕了一大圈再回来。26年前的今天,1月4日早上,她飞掉了。那也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
她一生都是一个自己做决定的人。我们今天也很难认识到,她怎样做出的最后这个决定。
每年都有人找我聊三毛,聊我当年给她拍照的事。连三毛家里人都觉得,大陆和台湾还是真的有一点区别。他们很欣慰,觉得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谈及三毛。大陆有好多年轻人、90后在读三毛,可能在台湾就没有这样了。
三毛的姐姐叫陈田心,弟弟叫陈杰。她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我跟他们像家里人一样的关系。
2011年,他们和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书籍的出版社)还有三毛的一些朋友,画家、作家……6月份来北京,把三毛的手稿捐给当代文学馆。跟那些当代文学**的手稿放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在见三毛家人之前,我又读《敦煌纪》这篇文章,想:我要去见他们了。不行,我非要再去敦煌一趟不可。我就买了张机票,独自去了敦煌。
在1990年,也就是我见到她的几个月前,三毛去了一趟敦煌。很多人没有看过她的一篇文章,叫《敦煌纪》。三毛把内心的很多感受,都通过那篇文章表达出来了。比方说,其中有一些文字,说她要去敦煌之前写了好多明信片邮给朋友,说:我要去敦煌了,要去看飞天了。当你们下次见到三毛的时候,肯定是一个不同的三毛。明天是我的大日子,明天我就要面对千年的壁画和洞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得到更多。
后来她看到黄河的时候,还轻轻喊了一声:祖国,妈妈。她居然有这样的情感在里面!
在这篇文章里,三毛提到了一个叫张伟文的小伙子。三毛飞掉的两年以后,我专门去敦煌找了张伟文。
三毛去的时候,张伟文安排了她去一个洞。她在里面跟弥勒佛、菩萨有对话。洞里面是交脚佛,其实就是弥勒佛。
那个洞里面是漆黑一团的,需要手电。但是当张伟文他们出去以后,三毛把门一关,看到菩萨大放光明,用左手摸着她的头说,苦海无边,你悟了吗?
她不能作答,问:是不是你从兜率天下凡人间,下面的人看到你,才会太平?……就这样,她感受到了她和弥勒佛、菩萨的对话。
我第一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根本看不懂。我后来学了佛以后才懂一些,觉得特别牛逼。
看完之后,三毛看到洞窟外头的沙漠里有一些墓碑,就问:这是什么人?
张伟文说:这些是跟我一样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临摹画,死了以后就留在这儿。
三毛说:这是我的家,我死了以后埋骨的地方。
张伟文说:是吗?那你选一个地方。三毛就指了一个地方,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的。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我,你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
这句话说得特别玄,特别飞。
有一个人叫陈达镇,他是台北的一个中学老师,和三毛的妈妈关系特别好。他受到三毛妈妈的委托,带着三毛曾经用过的东西——我不想用“遗物”这个词——来大陆找三毛曾经的好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贾平凹。然后又去敦煌,把《敦煌纪》的手稿等一些东西埋在了敦煌。我翻拍了一下手稿。特别棒。
三毛的骨灰现在台北金宝山墓园,跟邓丽君在一起。他把我带到那里说,三毛,肖全来看你了。然后他就让开了。我跟三毛叨叨叨叨说了半天。
走的时候我一看:旁边不就是邓丽君的墓吗?这样很好,她可以天天听邓丽君唱歌。
我去过三毛所有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家人跟我在北京吃饭的时候,每个人讲自己跟三毛的故事,讲五分钟。姐姐先讲弟弟讲,然后是我讲。我跟陈杰讲:有个朋友,说三毛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很高很高的地方生活得很好。她弟弟就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肖全,你是我姐姐的恩人。我姐姐一生中最好的照片是你拍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他当时正因为三毛图片的事情跟人打官司。
我最满意的,是三毛光着脚坐在地上的那张照片。
当时拍完以后,我们又往那个胡同走了一下。我架了个三脚架,拍了几张合影。她说别拍了,赶紧拿烟给我抽。她一天要抽三包烟。
往回走的时候,她说:肖全,你能不能晚上辛苦一下加个班,我很想看到这批照片。我在台北出名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旅行。我一直想找一个摄影师跟我合作。
当我晚上把照片洗出来的时候已经三更了,第二天早上她看到的时候高兴极了,把照片摆了一床,目光就没有离开过那张照片。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无论是人物的情绪,还是构图,都是那么完整。她说:肖全,我告诉你,这不是完整,是完美无瑕。十几年前,我就是一个人背着包到处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瞧,这是一个多么倔强的女人。她用的词是“倔强”,我一直记得这个词。
然后她说:我现在要去重庆,去杭州,去完成一本札记,作者像就用这张。
回台北以后,她就忙于电影《滚滚红尘》的宣传,然后1月4号就飞了。
我听到消息以后,还挺责怪她的。她说,明年夏天她来找我,咱们找个凉快的地方,你拍照片,我来写字。
有一次,我去一个电台做关于三毛的录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哽咽了。不是说好了吗?不是说好了吗!为什么你先跑了?
我当时真的挺责怪她的,不是说好了夏天来找我吗?
当我明白三毛再也不可能来找我了,再也不可能去拍照片的时候,我把给她拍的底片,不到四个胶卷找出来,做了《天堂之鸟》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两块多一本。
结果这本小册子被杨丽萍看到了,派人来找我说:杨丽萍请你拍照片你愿意吗?我说:好吧。
就这样,我跟杨丽萍认识了。其实是通过三毛。我经常说,打开一扇门,你可以看到另外好几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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