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清照再婚探秘ABC （李清照没有再婚） 王树

　　（二）李清照再婚探秘ABC （李清照没有再婚） 王树发吉林江城

　　A．事出有因在此

　　当笔者把《后序》中的“颁金投进”、《要录》中的“妄增举数”、《启》文中的“惑兹抱璧” 三个“暗影”

　　重合到一起作一体化思考的时刻，思维突然就像闪电，豁然开朗：它们原来是“一朵花上的三个瓣御府玉器。”○3

　　一、《金石录后序》：“颁金投进”的真相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御府玉器。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颂）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走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

　　在北宋帝国末年风雨飘摇之际，世居东北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畔一隅的金人（女真）崛起，南侵大辽（契丹），继之挥戈南下，南至东海、杭州、南昌、长沙，西至兰州、西宁、秦岭以南以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御府玉器。北宋的开封都城陷落了，徽钦二宗和他的皇族、官僚、后宫人等数千人被送进漠北“狩猎”去了；以“漏网”的赵构为首的南宋遂嗣复而起，亟居尊位伊始，亦相继被金人追赶南下，逃往东海避难。在举国一败涂地的形势下，一个毫无社会地位、背景离乡的孀妇李清照却能甘于颠沛流离，紧随赵构仓皇南渡，海山奔窜。值此之际，如何会有“献璧北朝”（“颂金”）、“颁赐金人”（“颁金”）“通敌”呢？她即不是张邦昌、刘豫、秦桧之流，通敌又有何所求？她，又有多少“金璧”能满足诺大一个金国的贪得无厌？她，不为“后世口实”之忌，慷慨激昂，“作诗以诋士大夫”(宋庄绰《雞肋编》卷中)，又作何企求？取媚金人欤？“遂妄言有颁（颂）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殆“密论列者”亦不会相信这些鬼话，其虚妄是任人皆知矣。清照自然亦不会因此而“大惶怖”，无由也。可见，“颁金”（“颂金”）与金人毫不相涉。

　　“颁金”（“颂金”）之词源于何？古往今来无有也御府玉器。从中国古老的《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广雅》、《玉篇》、《经典释文》、《经籍纂诂》、《辞通》、《辞诠》、《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联绵字典》、今天的《词源》、《辞海》和海量的古今典籍文章中，均不著录此词，而今传本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却是千古仅有者。这恰恰说明，仓颉造字时给遗漏了，是梦生，因而亦说明此二词在今天是毫无意义的讹谬之词。今古学者均承其讹而讹传之。

　　讹伪之词历来有之，从秦汉的竹书、帛书，到唐宋的雕版书、写本书，至清代以来的铅字书，乃至今天 的传真、复印、更新更高级的图书，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书籍越来越高级，讹谬舛误亦越来越少，但亦只能说越来越少，就是今天的传真复印，也还有个质量问题，由此带来的考据、校勘相继于后御府玉器。既然“颁金”（“金”）与当时的金人无涉，又字书、典籍不载之词，自然今日所传清照此文、此词是讹是伪无可疑也。

　　那么御府玉器，与“金”有关的，又为宋廷所禁的，致清照“大惶怖，不敢言，”以至于“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投进”，这，又是一种什么现象使然，什么词语词义呢？

　　笔者在海量的古今典籍文章中却查找到有“销金”之词：早在西汉淮南王刘安等在《淮南子•览冥》一书中就已有著录，“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御府玉器。”北齐刘昼《新论•利害》：“销金在垆，盗者弗掬。”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五：“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此乃形容之词，然“销金”已成俗语。可见，销金是早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词。

　　销金者，一是销熔金属，二是以金饰物御府玉器。销金物，有的甚至远远高超于金银珠宝，极豪华、亦极珍贵，价值连城。依清照的家庭身世和女流身份，她的蓄藏什物中有销金饰物（包括铜器等物）是不足为怪的。但，销金犯禁，犹如今日禁毒，有宋一代历朝均有禁绝销金条格敕令，及犯禁惩治例，轻则徒，重则斩之，非同小可。

　　比如，宋代历代皇帝禁销金诏敕，即有太宗“诏妇人销金、泥金、珍珠装缀衣服，除命妇服外，余人并禁御府玉器。” 真宗“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铺金之饰，违者坐其家长。”“旧敕犯铜禁者，七斤以上并处极法。”“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诏自宫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为饰，严其科禁。”“准诏，禁熔金衣物，违者奏裁，并徒三年决遣。”仁宗“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销金者斩。”“诏有司申明前后条约，禁以销金、贴金、缕金、间金、蹙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阑金、盘金、织金、线金、捻金为服饰，自宫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神宗诏“禁销金服饰。”徽宗 “帝曰：‘用金为箔，以饰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无谓也’。诏黜之。”高宗“御笔申严销金之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诏以翠羽为服饰者，依销金罪赏并徒三年。”

　　因销金罪被惩案例：真宗：“后宫杜氏，昭宪皇后侄女也御府玉器。上禁销金甚严，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上见之，怒，遂令出家为道士。”“杭州民周承裕私炼金为箔，有郑仁泽者，尝市得千枚转鬻于人，事败，全家徒配。”英宗：“殿前马步军都指挥李璋家（李璋乃仁宗舅家也）犯销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穷治。”“皇城司尝捕销金衣送开封府，推官窦卞上殿请其狱。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此尔。’诏率如卞请。”高宗“右中奉大夫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奏：‘发宣和间所制间金销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国已津送至行在。……诏屏障令临安府毁弃，康国特降二官。”

　　（以上御府玉器，更多诏敕和被惩处案例详见附录一）

　　此类诏敕和案例，是北南两宋300多年间严禁犯禁之物御府玉器。清照《后序》中的“颁金”（“颂金”）与“销金”的颁、颂和销在字形上亦极相似，殆古书讹字讹舛也，“颁金”“颂金”即销金之误明矣。祗有如此，才符合宋代犯禁之例，以及清照的家庭身世、女流身份和她的蓄藏物什，亦只有如此，其文才上下贯通，顺理成章，才具有实际意义。

　　文中的“密论列者”，原是指宋代言官上书检举弹劾曰“论列”，“密”者秘密也，非公开，有所隐蔽，即向朝廷告密（秘密举报）；而张飞卿玉壶事可能是个起因，又有铜器等（销金）物，故“密论列者”上书当朝纠举清照犯禁，有销金之罪，依宋律犯徒犯斩，清照闻风，如何不“大惶怖”，如何不尽其所有“投进”,且惟恐晚矣御府玉器。

　　“颁金”者非是，“颂金”者亦非御府玉器。“献璧北朝”、“颁赐金人”、“以玉壶投献金人”、“以财物颁赐金人”、“贿赂通敌”、“颁金之诬”、“政治陷害”，或曰“分取金银财物”、“皇帝赐金”等诸说皆非，实乃销金之误也。

　　可见，销金是早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词，有宋一代则因依禁之，动则刑律科断，重则徒且斩之御府玉器。此事说明，清照有销金犯禁之罪，同时她亦为奸邪小人所乘,攻击和陷害。李清照的“销金”事件，关系到她人生旅途中的许多重大是非问题，关涉到《后序》“颁金投进”问题，也关涉到《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惑兹抱壁”问题，关涉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妄增举数”问题，是她中晚年命运攸关、凄惨遭遇的一个“综合症”。但，对李清照如此重大的问题，却是古今历代学者茫无所知，毫不理解，古人不通，今人亦不通，王仲闻及其后诸多学者甚至碰到头上，却又轻易地把它扬弃了，抛掉关键问题论是非，还能有几分可信度呢？！

　　“故李将军”者，李邺是也御府玉器。时任两浙东路安抚使、知越州。未几降敌北去，成了伪齐的高级官吏：尚书兵部侍郎兼权右丞，晋尚书右丞。

　　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妄增举数”的定义

　　“【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御府玉器。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乙/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1、审计司职掌

　　审计司，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改诸司诸军专勾司为审计○4”隶太府寺二十五官司（中兴后有所变易）之一御府玉器。太府寺“卿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之出纳、商税、平准、贸易之事○5。”

　　审计司，在这样一个官司机构职掌范围内，“掌审其给受之数，以法式驱磨”○6御府玉器。即对宫禁内侍、朝廷百官、斗食佐史、四方计籍、诸军兵卒赋禄奉料、出纳给受等，按国家财货政令及相关之规定标准，钩复审查，稽核出纳，察其差殊，审校欺诈，除奸治禁，实施监督检查○7。

　　审计司二分，监政界诸司官吏者（“上自宫禁朝廷，下至四方计籍”），谓之监诸司审计司；监诸军营兵籍（“骑兵徒兵”）者，谓之监诸军审计司御府玉器。

　　依《要录》卷五十八所载，“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乃朝廷命官，为宋代文臣京朝官中的京官，选人之上朝官之下，寄禄官阶阶次二十九，官品为正九品御府玉器。“右”字者，乃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复分左、右字；张汝舟带“右”字，为无出身人。

　　从《要录》卷五十八所载此“文案”中，张汝舟所犯罪的罪名和罪刑等情况看，应是与其“属吏”身份和职掌内容、性质相关的御府玉器。

　　2、妄增举数入官

　　《要录》所载“妄增举数入官”何解御府玉器？笔者考定如下：

　　《周礼•地官•司门》卷十五云：

　　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御府玉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

　　注曰：不物，衣服、视占者不与众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犯禁，谓商所不资者；举之，没入官御府玉器。疏曰：其商所不资，谓非民常用之物，则举之，没入官也。正，征，征税也；货贿，《周礼•天官•大宰》注：“金玉曰货，布帛曰贿”。即财帛是也。（笔者按，“几”犹察也，查察之意；视占，占视、占卜。《说文•卜部》：“占，视兆问也”。几禁不物中，前者禁异服，后者禁贼器，中则禁异言也）。

　　《周礼•地官•司关》卷十五云：

　　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御府玉器。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

　　注曰：不出于关，谓从私道出辟税者，则没其财，而挞其人御府玉器。（按“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

　　《周礼•地官•质人》卷十五又云：

　　质人掌城市之货贿，……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御府玉器。犯禁者举而罚之。

　　注曰：稽，犹考也治也御府玉器。书契，取予市物之劵也（按，淳制，丈量标准，通“准”也）。

　　《周礼》司门、司关、质人之制，至到有宋一代依然沿袭御府玉器。《宋史•职官三》即有“六部监门”、“行宫监门”，刑部又置“司门郎中、员外郎，掌门关、津梁、道路之禁令”，“应官吏、军民、辇道商贩，讥察其冒伪违纵者。凡诸门启闭之节及关梁余禁，以时举行。”此“举”者亦与《周礼》中的司门、司关、质人之“举”者意义相通。

　　由此可知，所“举”者，没入官也御府玉器。是对“非民常用之物”（对李清照来说，即是“销金”犯禁之物），没收充公之意。此乃是《要录》卷五十八所载“妄增举数入官”的本意，是本案的案由。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是与他“监诸军审计司”职掌的内容性质有着某种干系的，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借着稽查销金违禁物之名，假公济私，擅自超禁，恣取强索，妄增举数。其实质是犯禁谋利，贪赃枉法，命官犯赃罪。因之，《要录》文案中的“妄增举数”性质犯赃。然审计司二分，虽都有稽核监察审计职能，但各有分工，各自工作对象不同。张汝舟本为监军司而非监政司的审计“属吏”，李清照亦与军界无干，自非其职权范围内的治禁对象。如果从稽查官吏赵明诚角度，尚可谓之监政司、亦非监军司审计职责权限。事实上，李清照本为平民，察禁李清照既非监军亦非监政审计职掌对象。依《宋史•职官三》所载，则应归属刑部。可见，张汝舟的“妄增举数入官”又是伪冒盗名的敲诈勒索，是命官越权违法乱纪行为，且其“妄增举数”更是枉法行为，性质犯赃，纯属官吏刑事犯罪案件。

　　然此论却被“历史专家”给詖了御府玉器。

　　3、驳“谎报举数得官”

　　专家认为，“‘妄增举数入官’之举数，当指宋代应举人之发解试或省试通过之举数，与张汝舟“屡试不第”紧密联系御府玉器。宋制积累一定举数可作特奏名赴殿试，通过殿试，即可以特奏名进士格获得低等官职（第五等不授官）。“特与推恩”即特奏名恩例，与《周礼》无涉。《宋史》中凡“举数”两字连举皆是此意，如欲新解成立，尚须多举宋代典籍中之例证。”○8

　　专家完全复合了笔者所“商榷”学者“解”的立论观点御府玉器。

　　对“增举”六字的正确解读，既有学识问题，又有史实问题，更有案情问题御府玉器。笔者以为，“妄增举数入官”中“增举”了什么，没有主语内容和对象。因此，这六个字祇是谓语，是动词、量词、副词，表示“增举”内容和对象的延伸、范围和程度而已。此乃是解決李清照“改嫁离异”事件的一个重大前提问题，不辨不足以释疑。故笔者本着“真理由辩论而明，学术以竞争而进”○9的精神，再辨如下：

　　一驳“谎报举数得官”：专家认为“‘妄增举数入官’之举数御府玉器，是指宋代应举人之发解试或省试通过之举数

　　……特奏名恩例，与《周礼》无涉御府玉器。《宋史》中凡‘举数’两字连举皆是此意。”然依“妄增举数入官”六字词语与之相关者，仅《宋史》所载即有：

　　“为官择人”黜陟方面御府玉器，除正常科举取士外，“屡试不第”则依“举数”、“年甲”可以恩科“命官”、“得官”，而“谎报”、“巧佞捷进”者黜之；

　　“举（荐）官保任”方面，有“举主数”、“荐举数”、“岁举数”，“其举数多，有政绩行谊者，升擢之御府玉器。”而“妄举”、“滥举”，坐“缪举之罪”；

　　纠官邪肃纪纲方面御府玉器，台察举事、举驳、举正、举劾，皆依纠“举数”、论事治行，行赏功罚罪，优擢升官，或“因缘挟私”，治绩无补，而降、罢、坐责之；

　　正社纪民风方面，讥察治禁，有犯禁者举之（没收）、冒伪者举罚（惩罚）、违纵者举劾（弹劾）御府玉器。治禁官吏 “举数多”而优擢，“妄增举数”者坐罪处治之。

　　（以上引文俱见《宋史》《职官志》、《选举志》）

　　可见，“妄增举数入官”的“举数”二字起码在以上这些方面普遍适用，而专家认定的“举数”亦在其中，并非“《宋史》中”所独有，亦非“特奏名恩例”命官独有“此意”御府玉器。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举”何者更符合清照与张汝舟之间矛盾冲突的客观真相，这是首先应该弄清楚的御府玉器。不从双方之间矛盾冲突本身去认定，而抛开这个“矛盾”别求他论，把一个与李张之间矛盾冲突毫不相干的“解”释作为立论依据，那是本未倒置，得出的结论亦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专家所谓的“举数”、“屡试不第”（这，谁又能拿出证据呢？），其实，那亦祇能是从“右承奉郎”的“右”字推测出来的，没有任何证据或“例证”，能够证明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驳“谎报举数得官”：依专家之见，同今之诸多学者之“解”观点一样，李讼张所讼案由（“六字”内容）是“靠谎报举数得官”，或曰“与张汝舟‘屡试不第’紧密联系”，“妄增”“积累举数”，“以特奏名进士格获得低等官职”（如果属实的话），这祇能是张汝舟个人坐罪，与诉讼人李清照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是应该肯定的御府玉器。故此案应是张坐罪，李无罪。既如此，作为李又何以“被桎梏”、“居囹圄”（《清照启》），岂非怪事？况且有宋一代“户婚词讼”、“斗殴词讼”诉讼人也是不拘锁关押的，而《宋刑统•斗讼律》又是“死胎”，在宋代法律实施中，根本就不存在“以妻告夫”坐罪，宋法和宋法实施中，有以敕代律的大量事实和明文记载（以上详见后B文），这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古）法律学家或其他有识之士皆应知晓的起码的常识。笔者亦有北南两宋历朝此种大量数据和相关案例（见笔者《〈斗讼律〉是“死胎”》、《荒唐的“四轮审判”》专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亦证明王仲闻及其后诸多学者的“以妻告夫，徒二年”之论的无效性，纯属不知宋法、不明是非、不晓真情的假冒。如此，又该如何理解和认定李清照的诉讼及其所讼因由（“六字”内容真义）呢？这亦是“专家认为”所不可通处。

　　三驳“谎报举数得官”：依当今研究李清照学者之见，均以为李清照改嫁了张汝舟，而且在“十旬”百日所谓的“夫妻关系”矛盾处于极度紧张激化之中，清照遭张汝舟“虐待”（“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御府玉器。遂肆侵凌，日加殴击。”――这都是被宋人乃至当今改嫁论者对《清照启》的误解之词，反其意而用之），清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诉讼到法司。既是在此种情况下，张又何以能向李倾吐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屡试不第”、“特奏名恩例”、“谎报举数得官”）? 否则, 李又将何以得知张“谎报举数得官”犯罪事实? 法庭上又将如何“置对”、“陈词”呢？除此之外，李清照还能轻易地在“十旬”之内，从其它渠道得知张的此种隐私？见鬼了！即如有学者所说的：“李清照很快抓住了张汝舟曾利用欺骗手段获取官职”的“把柄”，“检举上报”。那么，“张汝舟的把柄”具体情节是什么，张汝舟又是何时谎报的、谎报（“积累”）多少“发解试或省试通过之举数”?亦未见下文。“恩例积累”也罢，“靠谎报”也罢，“抓住把柄”也罢，对于李清照来说不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事实上，祗有二人紧密相关的“销金罪”，清照才能“陈词、置对”，陈词、置对才有实际内容。

　　四驳“谎报举数得官”：“专家认为，‘特与推恩，’即特奏名恩例，与《周礼》无涉御府玉器。《宋史》中凡‘举数’两字连举皆是此意”。其实，恩科举数本来就不与《周礼》相关，而李清照讼张汝舟与《宋史》、与《周礼》（如上所论）又何以无关呢？依笔者考察研究, 显然, 此案中李自身有罪（销金犯禁罪）, 张为攫夺李的“罪证”而坐罪（犯禁谋利）。由此可知,李的诉讼案由（“六字”内容），亦即是张利用职务之便，借着所谓稽查销金违禁物之名，讹诈欺骗，擅自超禁，恣取强索，妄增举数，没收入官（“入官”是张的借口、李的因袭，其实是“入私”了）。这就直接关涉到两人之间之事，以致二人共罪事由。祇有如此，李才有诉讼（直接关系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实）的因由，“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才能“陈词置对”，陈词置对才有实际内容。张因之被科罪处治，清照亦因自身被罪而“被桎梏”、“居囹圄者九日。”（《清照启》）此之“举”者何以《宋史》中 “皆”无“此意”？又何以“与《周礼》无涉”？！

　　这就是李清照讼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御府玉器，並非与清照毫不相干的“谎报举数得官”或“应举人之举数，与张汝舟‘屡试不第’紧密联系”的理由，而是讼其暴戾夺“璧”（攫取销金物），清照屡屡遭张的欺诈侵凌，忍无

　　可忍而被迫诉诸法司的实际而具体的内容，是要录案中“妄增举数入官”的本意所在御府玉器。此亦可见，李清照并非“汝舟妻”、“以妻告夫”，而是地地道道的“****”、官侵民告。

　　顺便提－句：“专家认为，特奏名进士格第五等不授官御府玉器。”非也！在宋代，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成绩如何，均赐予一定的等第、出身和官衔。北宋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为三等，赐本科出身，并赐官。自英宗朝以后，直至南宋时，及第分作五等，分别赐出身和官职（《宋朝典制》）。就所赐等第、授官职而言，即如《宋史•选举》所云：

　　“登士郎（第一等）、京府助教（第二等）、上下州文学（第三、四等）、诸州助教入五等者，亦与调官御府玉器。”

　　可见，宋代的特奏名恩例，不存在“第五等不授官御府玉器。”此是题外话。

　　（此“辨”见笔者《编辑部的来信 ∙ 再辨“增举”》，原文共有七节，为节省篇幅，祇录前四节御府玉器。）

　　专家二次退稿批曰“乏铁证，宜慎重御府玉器。”不愧是专家，捅出的新词，亦让人莫可奈何矣！

　　三、《投 内 翰 綦 公 崈 礼 启》：“惑兹抱壁”的内涵

　　1、清照拒骗抗暴的自述

　　《清照启》云：“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御府玉器。”何解？“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这都不错，关键在“惑玆”。“惑玆”，从词面上看，即这（此）事性命攸关，关系十分重大。含有蛊惑，欺骗，讹诈之意。而“惑兹”内涵真义（借端敲诈）的关键是“抱璧”，下文云“彼素抱璧之将往”，这是张汝舟此行的唯一目的。“璧”是何物？“璧”本是古代玉器、美玉，此则隐语也。《启》中的“璧”实指内容是什么？今人都说是“图财骗婚”、“谋夺财物”，似乎如此，其实不然。这些所谓的“金石、书画、文物、珍宝”等财物，在宋代是受国家所保护的人民财产，并不犯禁，李清照亦不至于因此坐罪。张汝舟的“惑兹抱璧”虽或不排除这些，但亦不至于为此耗尽心机，敢冒丢官获罪危險，以身试法。那么，“璧”的真实内容又何所指？笔者前已考定，这个“璧”关涉到“三案”未解之谜：在《启》文中曰“惑兹抱璧”，隐语也，在《要录》中曰“妄增举数”，廋辞也，在《后序》中曰“颁金投进”，讹字也。这三案相关联的未明的“主语”内容是销金之物，此是“三案”归一的核心内容。在《金石录后序》中“有颁金之语”，“欲赴外廷投进”，即此物也。而启文案清照“自陈”与要录案清照讼“妄增举数”又是同一回事。这又是古今学者探索李清照再婚问题，均未及之的关键。

　　前已考定，这个销金物是李的罪证，又是张为谋夺这个“罪证”而获罪，是李张二人並罪的证物御府玉器。可见，谋夺财物与讹诈销金物（特定的犯禁之物）不是一个概念，张汝舟图财骗婚，谋夺财物说是不准確、亦是错误的。而这个“璧”的真相、“举”的内容、“投”的内涵，三案归一，正是此案的前提因由、内因真相所在。

　　“惑兹”是关键，婚骗是手段，“抱璧”是目的御府玉器。“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张汝舟相欺诈（“惑兹”），问罪（“如簧之说”）、婚骗（“似锦之言”）、“强以同归”，遭清照拒绝，不逞，才有“遂肆侵凌”，“妄增举数”。虽是刑事犯罪，但有所谓“婚姻纠葛”的阴险伎俩一节。此事在后来的法庭上“陈词、置对”时，被清照揭露之后，为人所乘，颠倒事实真相，这就是所谓李清照改嫁的因由缘起。

　　李迒缘何“苍皇、造次”御府玉器？

　　清照病至膏肓中，张汝舟突然造访，李迒接待御府玉器。张以诸军审计司稽查违禁物的官身（“官文书”），借清照有销金罪（“惑兹”内涵和缘由），假以官府稽查（伪冒盗名敲诈）问罪为由，花言巧语，威胁恫吓。李迒对这突如其来的问罪（“惑兹”），且有官身（“官文书”）证佐，如何不慌恐自失。然张又“蹈隙乘危，饵以甘言”10，表示情愿以婚事（“玉镜架”）相救进行欺诈，承诺掩饰庇护，悉心照料，消灾避祸，得免治罪（“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等等，说得天花乱坠。李迒（与清照）自然知道销金罪的厉害，在宋为不可赦原的重罪，犯徒犯斩，如何不知深浅，对这突如其来之事，如坠五里雾中，自是惊慌恐惧，惶惶自失，情势紧张中，信以为真，别无选择，也就应了下来。“既尔苍皇，因成造次。”

　　李迒是敕局删定官御府玉器。是时，其官阶官品比张汝舟长一品高三阶，有如此高位的朝廷命官，如何会轻易地被张的一席花言巧语吓得魂不附体、惊慌失措，以致于“苍皇”、“造次”、“信彼”、“可欺”呢？显然是有致命的要害所迫。可见，李迒可欺前提有二：一“官文书”，二“玉鏡架”。前者主要是对销金犯禁而言，后者是因销金婚骗假庇护而言。这就是因清照有销金犯禁之罪所致。

　　正在张汝舟“惑兹”欺诈、李迒屈从就范之际，清照从沉病中闻知此事，虽已明了张的險恶用心，但对顷刻之间突如其来的销金、问罪、婚骗、抱璧诸事，一时亦难于名状（“僶俛难言”）之际，张汝舟“强以同归”御府玉器。

　　“强以同归”是一个关键点御府玉器。

　　首先御府玉器，一个“欲至膏肓”、“灰钉已具”、沉病将死之人被“强以同归”图个啥呢？显然是为“抱璧”――攫夺“销金”之物的卑鄙恶劣行径！

　　其次，所谓“强以同归”，“同归”是在“强以”的情势下发生的，“强以同归”是张汝舟的意思，是张汝舟的威胁恫吓、挟制逼迫而言，是张汝舟倚仗权势强迫清照依从的意思，但这本身就含有不情愿，乃至拒绝“同归”之意御府玉器。因此，“强以”的“以”在这里不通“已”，不是已经已然之意。当然亦不是“勉強”之意。所谓的“同归”， 一般地情况下，是指走到同一个目的地，得到同一结局。殊途同归，是归宿、结局的意思。但是，这里的“强以同归”又是在双方对峙情况下的一厢情愿。因此，亦并不意味已经达到归宿、结局的目的了。从上边字义理解看，在启文里“强以同归”可作三解：一是出嫁，古人谓女子出嫁曰归，是张汝舟强迫清照嫁给他，假以此种方式加以“庇护”，“消灾避祸”；二是归依，强迫清照归投依顺张汝舟，听其处置了结此事；三是归首，强制清照投案自首，归上，归命于天子。这三种方式的“强以同归”都是在清照有销金（物）罪的前提下，张汝舟倚仗权势、审计司官身的欺骗、威胁、恫吓的强迫行为，是张汝舟讹诈行骗的原因、手段和方式方法。在这里“强以”是关键，“同归”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抱璧”。

　　张汝舟“强以同归”之前，启文中已有清照的“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未定”之辞，说明清照已从沉病中苏醒过来，因而亦不会出现在她不省人事时被“强制性地”“娶了过去”、“抬到了张府”御府玉器。否则清照真的是在“深度昏迷”、“昏迷不醒”时，李迒又已被“感动”了，“答应了”张汝舟“将姐姐接到张府”，既如此，还要“强制性地”“强以同归”吗？且张汝舟的“逼嫁”，本身也正说明李清照完全没有嫁给张汝舟的意思。

　　“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御府玉器。这是说，人都要死了，张汝舟却来惑兹抱璧、婚骗讹诈，清照对此是明白清楚了的，安有不知之理。在此种情况下，她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已经暴露了“驵侩”面目的张汝舟，与他“同归”吗？可见，强迫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如果同意“同归”了，还要“强以同归”吗？正是由于清照没有“同归”、亦拒绝了“归依”和“归首”，则随后遭“侵凌”可证，没有“归”亦表现在后来的“自陈”中。“强以同归”的下文才是清照的意向和态度，由下文可知清照未与张汝舟“同归”。

　　既有“强以同归”御府玉器，自有“视听才分”，又“实难共处”云云，明知张汝舟是个卑贱之人（“驵侩之下才”），根本就没有“共处”的可能，清照还要“忍以”暮年、“配兹”张汝舟与他“同归”吗！？何况又是在“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的情况下呢！

　　“忍以桑榆之晚節，配兹驵侩之下才御府玉器。”这本是在“视听才分，实难共处”之后，清照的鄙视否定之辞，亦即明明是反诘语气，带有浓厚激愤之情的蔑视否定语句，同时，又是上句文气未了，与下句又紧密相呼应的分句。须知，这也是《清照启》向綦崇礼表明自已当时抗拒的思想态度。否则，如再婚论者之意，既已被“同归”了（在前），还要“视听才分”（在后）吗？既有“实难共处”（在前），怎么会“忍以、配兹”（在后）了呢？既然“忍以、配兹”了（在前），又何以“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在后）？毫无逻辑性。“惟求脱去”是在“強以同归”的情势之下的必然。如果说，既已“强以同归”，被“娶了过去”、“抬到了张府”，嫁给了张汝舟，还要“视听才分”吗？既有“视听才分，实难共处”，明知张汝舟是个卑贱之人（“驵侩之下才”），根本就没有“共处”的可能，清照还要“忍以”暮年、“配兹”张汝舟吗？既已“忍”“配”了张汝舟，还要“惟求脱去”吗？清照病至膏肓，终究不是神经错乱、神魂颠倒吧，如何会作出这等毫不尽情理的蠢事呢？人事间的事物发展规律，是面对客观现实，先有认识，后有决心，再行动。所谓李清照嫁给张汝舟之事，却远远超越这个人之常情的逻辑规律，反其道而行之。我在《替李清照翻案》“奇婚怪案”引言中就说过：“清照博学多识，聪明才智过人，人所共识，却做出了谁也无法相信的蠢事，上当受骗明知不可能，又不得不如此。”这样的解释，不论是从情理上、逻辑上，还是从《清照启》的文气上、语气上，都是说不通的。如果再从启文全文前后文意，如后文的“多口之谈”、“无根之谤”、“与加湔洗”等等，就更不可通了。“强以同归”的前文，清照已经认清了张汝舟的险恶用心（“惑兹似錦之言”、“非玉镜架亦安知”）；“强以同归”的下文，紧接着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断然拒绝了张汝舟的要挟乃至逼嫁。当然，既有逼嫁之意，自有“视听才分”之事，又“实难共处”云云，亦自是情理之事，断然拒绝亦理所当然。这李清照文章写的不明白吗，还是学者们没有看明白呢？还是“先入”成见使然呢？而且这事情发生在李家，而不是在张家，是紧随张汝舟“惑兹似锦”“强以同归”、清照“视听才分，实难共处”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如今既已遭遇了这场令人厌恶的、臭无赖纠缠不了的漩涡之中（“身既怀臭之可嫌”），故清照有“惟求脱去”之举，惟求挣脱张汝舟的钳制，摆脱这种令人厌恶的场面，使自己独身自处，以求清净，这才是符合沉病之人的心理的。如果从事出有因之“因”的角度看，这里关键一点还是销金问题，李迒可以因销金事上当受骗，而清照决不会为销金事出卖自已，屈从于张汝舟，不求“脱去”又何为！可见，清照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受欺，其态度是明确的，没有嫁给张汝舟。

　　但，这中间的十二个句子，恰恰就是被胡仔等人颠倒利用了的关键之处御府玉器。胡仔《漁隐丛话》之文，“再嫁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云云。他的“再嫁”“有启事”是明显地颠倒黑白，篡改清照讼案法律性质，如同今人王仲闻先生手法一样，把清照讼张汝舟“妄增举”刑事案，篡改成“以妻告夫”的民事斗讼案、离婚案；把清照为“销金事白”作启，篡改成“改嫁离异”后“有《启事》”；把清照鄙视否定改嫁张汝舟的反诘之言：“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篡改成清照屈服就范的“猥以、配兹。”仅仅以“有《启事》”、摘取“桑榆”、“驵侩”两个句子，反其意而用之，就把事实真相、把《启》文真义颠倒了，留给后人一个似幻非幻、似真非真千年来未解之谜。其手法极其高妙，亦可见胡仔的智慧远远高超于后世古今文人的智商。如今，似乎仍有一个超 越千百年时空不死的幽魂悠荡在这个世界中，“以他那神奇的高能脑电波，通过‘思维传感’，不断地输送某种遗传密码，控制、诱导着这些人的传统思维的惯性反映。”使这些人在“复杂而神秘的情况”中，固执地坚守在他那荒唐的“游乐场”里，“以妄为真，迷而弗返”，失去了敏感地“悟性”，无以自拔。胡仔甚至还对那些天真地执迷不悟者讥笑为“既可笑，亦可叹也！”正如他在《丛话》中自谓之言说的明白：“余尝谓小说载事，好为附会，以耸动人观听，使读之者忘倦，每窃疑之。……凡此之类，其言怪诞，无可考据，诚是虚撰，不足信矣。”又曰：“小说记事，率多舛误，岂复可信；虽事之小者，如一诗一词，盖亦是尔。……其它类此者甚众，殆不可徧举。”11看来，胡仔既是一个卑鄙的好事者，又是一个“虔诚”的伪君子。他的自供之言，败露了他自己、也为我们认清他的真面目，识别他的记载的真义，辨明是非，作了个绝妙的脚注。

　　可怜的今之学者不明是非，上当受骗而不悟，亦采用同样的手法，把启文某些关键性词语、章句以注释、标点、分段和臆说等形式肆意曲解原义，甚至在传记中，工笔细描，重彩渲染，然而又是毫无逻辑性的假戏真演，以突出清照“被骗改嫁”御府玉器。这同胡仔乃至王灼、李心传篡改缘饰此案的作法是一样的。这就把李清照根本未嫁张汝舟变成了已嫁为“事实”。这从启文章句、语气、表述语法角度看，文章上下文气的连贯性来看，以及事物发展规律来看，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失去应有的逻辑性，其穿凿附会出奇，就令人吃惊了，那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张汝舟“婚骗”（“玉镜架”）不成，“抱璧”（攫取销金物）不得，未尽其贪婪之意并不甘心御府玉器。他本意就是为“抱璧”而来（“彼素抱璧之将往”），在遭清照拒绝不逞之后，便凶相毕露，采取更加卑劣的暴戾恣睢手段：“决欲杀之”、“遂肆侵凌”，这和上文是紧相连续发生的。这就更进一步证明，清照并没有按张汝舟的意志“同归”，而且坚持摆脱他的钳制，才遭到如此暴行。

　　以上所述各点，是张汝舟首次到李家，继被清照拒绝“同归”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御府玉器。

　　“彼素抱壁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御府玉器。”这即是说，继前次张汝舟讹诈要挟未成之后，又屡次三番来（李家）侵害，加码攫取所谓销金违禁物，亦即是要录文案中所谓的“妄增举数入官”（启文案与要录案是一码事；所谓“入官”原是指充公之意，而这里实际上是张汝舟入私了）。张汝舟这种肆无忌惮的不法行为断续几有十旬百日，“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友”是相聚，《诗•小雅•吉日》云：“或群或友”，横暴恣肆，率意而行。“盖非天降”，是张汝舟侵凌迫害人为所致，亦因清照自身销金被罪有关。

　　如果说清照真的嫁给了张汝舟，这事就发生在张家了，张汝舟一席花言巧语都能轻易地把人强行骗到家（神了），区区“一二残零”、“三数种”（《金石录后序》语），又何以十旬百日尚不能夺到手，清照又何以护持坚不得脱？即是已嫁到张家了，张又何需聚众（“群友”）“凶横”？是张汝舟斗不过“欲至膏肓”的李清照吗？！可见，这“遂肆侵凌，日加殴击”，是继前次之后断续发生在李家的，因之才有“友凶横者十旬”；才有后来的清照“自陈”、才有“妄增举数入官”之讼御府玉器。

　　以上是《清照启》向綦崇礼叙述遭欺被侵，即今日学者所谓的“被骗改嫁”事件的因由缘起，事实真相御府玉器。“强以同归”之前受欺，“惟求脱去”之后遭侵，中间拒骗，所言经过，脉络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对《清照启》文词的错解，除了对史实不清，真相不明，亦因它采骈文、四六文体风格，它极易误解的局限性不无相关，致成千年公案御府玉器。这一点亦很关键。事实证明，李清照没有“再婚”。

　　2、关于“玉镜架”与命官婚礼制

　　《启》中并非真有“玉镜架”“下聘礼”；《世说新语》中的“玉镜台”，原本是骗婚的物证之意御府玉器。启文言“玉镜架”，其本意是，清照以此“典”寓张汝舟“婚骗图璧”，以婚事相欺之意。“图璧”是真，“骗婚”是假，是揭露张汝舟谎言欺骗。表明清照已经看清了张汝舟的真实面目，丑恶行径，即便没有骗婚物证（“玉镜架”），亦能知道张汝舟的險恶用心，不过是为“抱璧”而采取的变相欺诈手段而已，这里的关键还是销金。《启》文中前有李迒“造次”、“信彼”、“可欺”的叙述，张汝舟花言巧语的揭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同时亦告诉我们，李迒可欺，清照不可欺。这事是在清照“身几欲死”未死（神志清醒）之时发生的。而且，“非玉镜架亦安知”，本身亦就意味着清照的拒骗，不会“同归”。有学者把“玉镜架”笺注为“此指张汝舟所下聘礼”。此言殊愦愦。“玉境架”典故原本意是骗婚的证物，且“玉镜架”前有“非”，后有“亦安知”，且“非玉镜架亦安知”之前尚有“身几欲死”，两句连起来才是个完整的章句。怎么就变成了“此指张汝舟所下聘礼”了呢？“玉镜架”既是“聘礼”，那么，“非玉镜架”是不是就不是（或没有）“聘礼”呢？既不是“聘礼”，又该是什么呢？“亦安知”又何意呢？前后两句连起来，又该作何解呢？莫名其妙。

　　不过，这“聘礼”问题倒是值得讨论的御府玉器。中国古代的孔老夫子就非常讲求“礼”：“克己复礼为仁”12。直到宋朝亦是最讲求礼仪的封建王朝，礼法兼容兼治。《明史•刑法》一云：“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借以维护其统治。宋朝国家六部之一就有礼部，又曾置礼仪院、太常礼院。国家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礼仪注入法制。《礼记•淄衣》云：“言有物而行有格也”。《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这是说，言行举止都要遵循礼教礼法的规范标准。在婚制中，古有六礼，“敬兹新姻，六礼不愆”13。《宋史•礼志》十八，即有亲王纳妃、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的专项明文。其中：

　　“品官婚礼御府玉器。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庙见、见舅姑、姑醴妇、盥馈、飨妇、送者，並如诸王以下婚。”

　　虽初婚再婚有别，然亦无所免，这是“宋朝之制”御府玉器。（宋南渡后的“婚娶之礼”，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嫁娶”叙述綦详。）即便我们今日社会中的婚嫁聘娶中，首先就有《婚姻法》律文约束，在嫁娶仪式中，虽无明文规定，却亦是“六礼不愆”，相沿成习俗，只不过内容形式和条件要求又因人而异罢了。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即是独以《礼记说》科第入仕，被神宗亲赐“第一甲末”14，而且还曾历官礼部员外郎之职。这对李清照来说，同在这个礼仪之家国中一员，绝不少有濡染。而张汝舟是“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属吏”，品官之列也。张汝舟又是如何遵守礼文仪注，聘娶李清照的呢？“惑兹似锦”、“持官文书”、“强以同归”？乃至“侵凌殴击”、“决欲杀之”？等等，李清照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诸多荒唐之至的“礼仪”吗？不尽情理，就是宋代法律制度、社会舆论亦是绝不容许的。

　　奇怪的是，历经八九百年的论辩，不论是改嫁论者还是否定论者，竟无一人研究“品官婚礼”制的，却单单地叼着"强以同归"、"忍以配兹"，或者什么“《斗讼律》：妻告夫、徒二年”不放御府玉器。真乃可叹之极也！

　　3．清照“自陈”御府玉器，“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清照讼张汝舟，事先早有预料的，之所以拖到十旬百日（”友凶横者十旬“），原是明知自己亦有罪，讼张汝舟对自己亦不利御府玉器。因之，亦只想忍，一忍再忍。但张汝舟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得寸进尺，一而再“妄增举数”，竟致“遂肆侵凌，日加殴击”。清照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愤然将张汝舟告上法庭。“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此皆是因“销金罪”案而起。“岂期末事，乃得上闻”。清照自陈讼张汝舟之事，之所以能惊动皇上，按皇上旨意，交付法司审理问罪，正说明张汝舟吏犯赃（犯禁谋利）贷死不可赦原的重罪、清照亦有销金犯禁罪。此乃真可谓之“并非细事”，“亦非细故”（《李清照集校注》）矣，皇上岂有不问之理。如果祇是夫妻斗殴相讼，倒亦真是皇上闲的没事干了。或者为讼“谎报举数得官”，亦实无皇上下“诏”之必要了。至于说“置对”、“陈词”，当然是对张汝舟借清照销金犯禁、妄增举数，又清照横遭侵凌迫害而言，虽是刑事犯罪，但有所谓“婚骗纠葛”的阴险伎俩一节。此事在后来的法庭上“陈词、置对”时，被清照揭露之后，为人所乘，颠倒事实真相，这就是所谓李清照改嫁的因由缘起，是清照遭诬的起因。

　　在宋代“户婚词讼”，“法无拘锁之条”御府玉器。《宋史•刑法志》二云：

　　理宗（即南宋第五帝1225－1264）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御府玉器。法无拘锁之条，特州县一时弹压盗贼奸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锁之。是时，州县残忍，拘锁者竟无限日，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至度宗时，虽累诏切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

　　这一条是说“户婚词讼”即民事诉讼案，宋代法律没有规定“拘锁”、“收禁”，即带锁具监禁，亦即“罪不至配者”原来不拘锁，对“户婚词讼”更不“收禁”，起码在理宗以前都是如此御府玉器。而出于百年以前的《启》文却云： “被桎梏”、“居囹圄”。这些都是对罪人强行羁押监管手段和措施；亦是识別作为诉讼人李清照自身坐罪性质的又一法律证据。

　　这个考证，进一步告诉我们，清照讼案并非“夫妻斗殴”、“以妻告夫”、“讼而离之”的民事“斗讼”案、“户婚”案御府玉器。当然亦不是“谎报举数得官”的“诈伪”案。而是一起典型的“职制”案。（详见B文）

　　记载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离婚》又云：

　　“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御府玉器。”

　　“听离”是可离可不离御府玉器。即便如再婚论者所言“讼而离之，”那么，这李清照又是如何与张汝舟“听离”的呢？“与议和离，立定文约”没有？“官给事由”（调解书）没有？或

　　“从条断遣”御府玉器，“揆之于法，自合离婚”？“官给断由”（判决书）没有？

　　这是说，在有宋一代，包括被编管人在内的离婚，都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规定的御府玉器。对于这些，宋人改嫁论者都没有丝毫交代。其实，毫无踪影的诬枉之事，他们又如何能交代明白!如今，仅慿藉宋人没有法律依据的说部记载，就坐实李清照改嫁后“汝舟妻李氏”、“讼而离之”，那是毫无说服力的，亦是不可信的。“讼而离之”的不成立本身，亦否定了他的“再嫁某氏”之说。“讼而离之”、“未几反目，有《启事》”（“反目离婚”）之说，以及其他人的改嫁说，都是明显地混淆、篡改、伪造清照讼案法律性质的。至于“汝舟妻李氏”从何而来，亦是毫无踪影的伪造。（详见后文）

　　以上可知，《启》文同《要录》文一样，不是《户婚律》、也不是《斗讼律》、更不是《诈伪律》之属，而是《职制律》职司法制处治范围，亦即是典型的吏犯赃罪案御府玉器。

　　一场官司打下来，可谓“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御府玉器。清照被张汝舟所“举”销金之物，自不会重返，官府自当没收去了。此其一失也。既已“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官府又自要搜查猎取销金物，及销金物外之物，自亦没有了该偿还者偿还的希望了。此其二失也。经历这场官司，对清照来说，不仅仅是财物损 失，精神上名誉上，自亦是个极大损失，而且会遭到来自社会上不公正的流言蜚语、“多口之谈”，甚至“无根之谤”，蓄意中伤。此其三失也。诚可谓“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15。

　　4、请綦崇礼“品题”、“湔洗”

　　这《启》中“谢辞”的后文则为“请援”，请綦公“穷多口之谈”、“止无根之谤”、“品题、湔洗”，清照希望綦公帮助她洗刷恶名和诬蔑不实之辞御府玉器。这不单是指销金罪名，主要还是指所谓“改嫁”不实之辞而言。前者是有“根”的，后者“无根”。这说明，清照遭遇这场官司，俄为妄人所乘，谤风又相寻。《启》云：“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则是时代风气：好人、坏人、高尚人、低**，什么人都有；小人好事，“多口之谈”，“无根之谤”，人皆知之：“达人共悉，童子皆知。”故清照有云：“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这是说，纵使“罄南山之竹”，岂能尽止奸佞小人拨弄是非，多口传播谣言！笔者近读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内有《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专论一篇。以大量史实事例、丰富的社会层面和国家相关的法律变易，论证了宋代并不限制妇女再嫁，（笔者在《斗讼律是“死胎”》专稿中亦已论及）不仅多有，法律允许，舆论“交称”，理学无奈（理学兴于宋，流弊于明清）。在宋代不仅皇后、妃子有改嫁者，皇上还下诏准许宗室女再嫁；**、名人亦支持妻、女、母改嫁；平民更多，所举61例中，再婚55，三婚者6。甚至“节妇”亦许再婚。有因再嫁而告者，被治罪惩罚；居丧改嫁，得到支持；有明文规定：嫁女支钱若干，再嫁亦支钱若干。宋代看重贞节的“冒尖户”程颐亦默许侄媳改嫁，称赞其父操持外甥女改嫁。而且，支持其家族妇女不许缠足，直到元代依然“守之”。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宋代妇女改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既如此，清照既使真的再婚了，亦本属正常现象，是社会公认的“合法合理合情之举”，是不以为非的人之常情，有何值得大惊小怪、大做文章，大肆渲染！又何以受到如此攻击诽谤呢？难道不是怪事吗！“人之多言，亦可畏也”。16

　　《启》又云：“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御府玉器。”《荀子•大略》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故清照有“止无根之谤”之请。说明清照讼张汝舟未几，已有奸邪好事者攻击诬蔑“改嫁”的谣言，清照启中已经作了自我辨诬辟谣。相继又为社会上正直之士，例如，当时与清照同在临安的庄绰（与清照为同龄人，仅四岁之隔。建炎三年秋，直到绍兴四年秋，此五年间，庄氏的经历行踪和住地，与李清照完全相同），即有“后世皆为口实矣”（所谓“口实”说，一曰“诗”评，二曰评《词论》，三曰“嘲九成”，四曰“改嫁”，四者本事皆发生在三年二月九日以前，评语则皆在其后）。其说虽未明言，却是明显地针对当时引起轰动效应的讼事的一项主要内容：“改嫁风波”的诬陷不实之辞。庄绰自是耳闻目睹，内情真相了如指掌者。可以肯定他是见证人、**者和否定者。17与清照同时人陈傅良的“题识”18，从他的年龄、学识、人格、官位和活动区域，（登进士甲科。官于朝廷＜杭州＞多年，累官至中书舍人兼持读，直学士院，进宝镆阁待制）以及宋濂的诗和诗序观点来看，他亦是知道“改嫁”事件底细之人。他的“题识”，今虽不得见原辞，却是对卑鄙小人妄加于清照莫须有的“改嫁”“秽迹”、蓄意中伤的驳难，辩诬和否定（庄、陈二说，详见《宋人有否定改嫁者》专稿）。及至宋后明清间为之辨诬者更是大有人在。笔者所见93人（这仅是2002年的统计）中，宋元明26人，造谤者3人，否定者6人，相信者13人；清代39人，否定者32人，相信者祇有2人。尤其清代，否定辨诬之辞几乎“众口－说”。今人所见28人，否定者14人，肯定者11人，亦不少。所有这些，都说明清照的“止无根之谤”是为社会舆论所肯定和支持的正义之举。依上历代学者的辨诬，启中的“多口之谈”、“无根之谤”，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清照本未改嫁，诬其为“汝舟妻”，不是“无根之谤”是什么？！

　　综上所述，销金罪，可谓是清照中晚年命运攸关、凄慘遭遇的一个“综合症”御府玉器。是《后序》“颁金投进”、《要录》“妄增举数”和《清照启》“惑兹抱璧”“三案”归一的核心内容，是“事出有因”、“难辨的情结”之所在。

　　（详见笔者《“颁金”真相》、《“事出有因”在此》专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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